父亲于12月26日在这份文件上批示:
赵总理:“杨副主席要我请示你有何指示,以便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对此建议,遵你曾对我指示的原则,我说明如下几点意见。……其另外项,可不必要。虽邓主席提出‘除二、七机部外’。”
不难看出,他的用词极为恭敬,不是批评过他是个“惹不起的人吗”?但他还是挺倔的。我又不是要饭的!要拿就一起拿过去吧,何必遮遮掩掩的,这样倒也干净利落,又不是我个人的财产!
赵紫阳12月27日批示:同意爱萍同志所批各点。
这份报告,可以证明,军工体制改革的决心,以及改革的方向和总体思路,是中央最高层决定的。和以往不同的是,本着不争论的原则,事先并没有听取国防工业系统的意见。国防科工委只是根据总的意图,提交了贯彻落实的具体方案。把二、七机部也一并划过去,是父亲最后的意见。
父亲晚年回忆时说:
“80年代初,我遇到的问题是,开始改革开放了,全力发展国民经济。国防工业系统,军工产品需求量减少了,研究、生产部门过剩了,除二、七机部还有事干以外,搞常规武器的力量一下子都闲下来了。整个经济有困难,要靠自己。王震同志是最早提出‘找米下锅’的,试了以后,这个办法不行。我提出,军工企业搞民品,一定要在国务院的统一规划下进行,统一计划、统一安排。但他们那时认识不到这股力量,把国防工业只视为包袱。核电站的那次吵架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但两年后,我们自己搞起来了,民品和军贸都起来了,他们这才发现国防科技力量确实有优势。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一股脑地搬了过去,把这些部门通通转向搞民品,武器装备也不管了。直到现在,也没有把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纳入国家统一规划。
“由于国务院把国防工业的几个部,也搞成了像民用部门那样的经营型性质。这就出现了新的矛盾。例如六机部改成船舶工业总公司后,海军要船,双方就只能讨价还价。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意见,就我国目前的体制和现状看,武器装备不具备采取一般商品的市场经营条件。尤其是战略武器和重大研制项目,只能是国家行为。
“我看到这样的言论,认为国防尖端科技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现状不协调,是畸形发展。这是不对的,我说是特形。国防科技的领先不是坏事,正是我们的强项。问题在于,应该如何通过国防科技推动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是限制它、削弱它,甚至是取消它。”
父亲自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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