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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统计,一九三七年天津日本租界内白面馆和吗啡馆就多达一百七十三家,而在上海,法租界、虹口、北四川路等处设立的白面馆和吗啡馆总数,远远超过天津!
除了上海和天津,日本人并没有放过中国其他的重要城市。不但北平太原和长江沿岸的各大城市有日本人的踪迹,就连西藏和新疆,也并未逃脱日本人搜集情报的魔爪。
日本人所开设的“白面”馆和吗啡馆更是遍布全国,即使当时属于偏僻之地的长辛店、丰台等,都有数量众多的日本间谍开设的“白面”馆,而日本间谍之选择开设毒品店,主要就是利用吸食毒品者自控能力差、需要大量的钱财等弱点,易于收买利用。
此外,日本情报机构在各地同时开设大量的药房、理发店、料理店等,并在这些店铺所在地的城市周边到处悬挂其广告牌。
而这种广告牌表面看似是广告,实际上却是军事地图标记,如当时城乡各地到处可见的“仁丹广告”,上面画着个东洋老头留着八字胡子,如八字胡子微微向上翘起,表示此路畅通无阻;八字胡子的左角向下垂,即表示左转弯不通,应向右转;八字胡子的右角向下垂,表示右转弯不通,应向左转;如果八字胡子都向下垂,就表示此路不通,不能前进。
而在抗战时,国民政府缴获的日军军用地图上,这类广告牌都被当作军用标记,提供给日本军队使用!
而除了这些公开的小道消息和民间传闻,公开情报则是其最主要的情报来源。而这些情报来源的基础,便是一切文献资料!
在日军入侵中国后,为了充实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日军曾展开大规模的劫掠活动。南京沦陷后,日军开始毫无忌惮的搜刮中国的文献。先是上海派遣军特务部部长指示其在南京的特工人员立即检查南京市的重要图书,准备接收。
同时,日本人又从东北大连调动“南满洲株式会社”的大连图书馆专业人员,赶赴南京。
另外,还有东亚同文书院与日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汉籍专家”,共集中了日本特工人员三百三十余人,士兵三百六十七人,对南京城的中国文献进行了劫掠。
这次劫掠的目标有七十余处,被劫走的图书达八十八万册,比当时南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藏书还多三万册。
据当时参与劫掠工作的满铁大连图书馆职员回忆,日军占领南京后,上海派遣军特务部就调集特务部九名工作人员,以检查市内重要图书为名,乘坐三辆汽车在南京市区到处搜寻有重要书籍和文献的地方,其中有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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