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部分

厨房里吃过饭再走。”

那汉子出门后，赵烈文帮助曾国藩将书一函一函地拿出来，放到书桌上，几乎把整个书案摆满了。

“船山先生处饥寒交迫之境地，孜孜不倦，写出这多好书来，真正不容易呀！”曾国藩望着眼前的书感叹起来。

赵烈文顺手翻着《读通鉴论》。这本书在书局刻印过程中，他便零零星星地借来读过一遍，十分佩服船山的见事高明、议论深刻。此时看着这部被装订成十大本的五十余万言巨著，真是爱不释手，心里油然生出一股对船山的由衷崇拜。“大人，船山公议论戛戛独造，破自古悠谬之谈。卑职想，若使其得位乘时，必将大有康济之效。”

“不见得。”曾国藩轻轻地摇了摇头。

“为何？”赵烈文颇感意外。他深知曾国藩一向尊崇王夫之，但为什么并不赞同这个观点呢？

“船山之学确实宏深精至，但有的则嫌偏刻。比如对人的评价，求全责备的多，宽容体谅的少。若让船山处置国事，天下则无可用之人了。”曾国藩离开座位，在书案前走了几步后又说，“作文与做官并不是一回事。作文以见深识闳为佳，立论即使尖刻、偏颇点亦无妨，因为不至于伤害到某一个人，也不去指望它立即收到实效，只要自圆其说，便是理论，运笔为斤，自成大匠。做官则不同，世事纷繁，人心不一，官场复杂，尤为微妙，识见固要闳深，行事更需委婉，曲曲折折，迂回而进，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万不可逞才使气，只求一时痛快。历来有文坛上之泰山北斗，官场上却毫无建树，甚至一败涂地者，盖因不识此中差别耳！”

赵烈文不断点头称是。过一会儿，曾国藩感慨地说：“世上之人，其聪明才力相差都不太远，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生异人。”

“大哉，宰相之论也！”赵烈文不由得高声赞叹。

“惠甫，你怎么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曾国藩哈哈大笑起来，心情十分快活。

“卑职跟随大人多年，素日里听大人谈经谈史谈人物，所获甚多。有时想，若是把大人这些谈话都整理出来，刻印成书，必然对世人大有启发。”赵烈文真挚地说，他其实已悄悄地这样做了。每次和曾国藩谈话之后，他就赶紧记在当天的日记上，尽量做到不漏一句，不走一丝样，把它们原原本本地留在纸上。曾国藩多次和他谈“静”的意义。从春秋的诸子百家，谈到宋明的程朱陆王，把“静”的学问阐发得淋漓尽致，说得赵烈文如醉如痴。他于是自号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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