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来说,好比江湖上走绳索的卖艺人,步步都须格外的小心谨慎,即便如此,也常常出乱子,招致朝野不少人反对。
奕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深知洋人的目标不在中国的江山社稷,而在攫取中国的财富。作为皇室中最重要的成员,奕因此对洋人放下心来,至于银子,那毕竟好商量。基于此,奕办洋务的态度,说得好听点就是“抚”,说得直爽点就是“媚”。他与洋人保持亲密的关系,恪遵与洋人订立的各项条约,并常常作些让步,满足他们贪婪地索取,以求保得相安无事的局面。同时,奕也注意学习洋人的长处,试图把它用之于中国,使中国徐图自强。这方面的想法,他与曾国藩的观点完全一致,在朝中,在各省也不乏支持者,比如文祥、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沈葆桢、丁日昌等人,就都是他的追随者。但奕的这番用心,并不能得到天下的谅解。
首先是大学士倭仁就看不惯。这个理学泰斗一心要维护中国传统礼教的纯洁性和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对奕与洋人的拉拉扯扯很觉不顺眼。同治五年,当奕提出选用科甲官员入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的主张时,倭仁就坚决反对。他抗词驳斥奕的观点:“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倭仁这么一带头,就有一批所谓忠贞之士激昂慷慨地附和,声称如果这样下去,大清非亡国灭种不可。后虽经慈禧太后支持,事情总算进行下去了,但已闹得举国不靖。这还罢了,最令奕头疼的是遍及全国的教案,把他弄得焦头烂额,举止无措。而这些教案中,又以与法国天主教的冲突最大。奕记得,咸丰十年的南昌教案、同治元年的衡阳湘潭教案、同治四年七年的酉阳教案等等,都是与法国天主教发生的流血冲突。酉阳教案因打死一个法国传教士,激起教堂报复,居然死了一百四十五个中国百姓。这场惨案,至今尚未了结,眼下法国的损失比哪次都要大,他们怎会善罢甘休!这场乱子如何结局呢?奕不敢想象。他只得立即给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下令,要他迅速查明事件的原委和后果,并对受影响的外国领事馆致以歉意。
消息更使法国和其他几个在天津驻有本国人员的西方国家震惊,他们纷纷派员前往天津。
崇厚奉命查明,这次事件中,包括丰大业在内,共打死法国人九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