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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兴大业,他的确感到失望,由自己来做陶铸世风的夔、皋、周公,今生是不可能了,但他还是抱有一线希望。这希望寄托在容闳正在操办的幼童出洋一事上。他认为,只要有一大批掌握泰西先进技术的人才,在中国广建工厂,制造船炮机器,大清朝今后仍然是可以强盛的。
曾国藩这样想过后,心里坦然多了,令他难受的,倒是六弟的形象这些日子来常常出现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驱之不散。特别是那天深夜,贞干把温甫从破窑里带到他的面前,当他冷冷地看着温甫,要温甫到庐山去隐居,一辈子不要出来时,温甫那惊恐的面容,那绝望的眼光,深深地尖利地刺痛了他的心,扰乱了他的神志。
“是我毁了他!”这些天来,曾国藩不止一次地在心里这样谴责自己,诅咒自己。他觉得自己死后将无颜见父母,见叔父,更无颜见温甫。曾国藩很觉奇怪,十三年前的他怎么会如此残忍绝情,会如此将名望事业看得重于一切。其实,只需一纸奏章,将温甫未死侥幸逃出的事实禀明就行了,“满门忠义”的匾取下来又有何妨呢?自己也不是存心欺君的呀!再说,温甫活着回来,难道就不是忠义吗?当时如果冒着被皇上责备的风险,将温甫留下,他何至于活生生地有家不能归,有妻儿不能团聚,青灯黄卷守古观,客死异乡成野鬼!说不定他也会封侯封伯,插花翎,披黄马褂,荣荣耀耀,风风光光。不能再对不起胞弟了!他把九弟唤到病榻边,沉痛地说:“过些日子你到庐山去,把温甫的遗骸挖出来,在黄叶观火化,把骨灰妥善装好。我死之后,你把温甫的骨灰盒放在我的头边,我要和他永远相伴左右。”
曾国荃含泪点了点头。
过两天,精神略觉好一点,他挣扎着下床,在庭院里散散步。又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告诉夫人,墓地已最后定在善化坪塘。并风趣地说,谁先去,谁就负责看守那颗宝珠,莫让别人抢去了,待后来的一到就合冢,前面只立一块碑。又长久地抚摸着夫人的手,约定来生再结美眷。那时,他一定老老实实地呆在翰林院,天天厮守着她,做一个画眉的张敞,接案的梁鸿。说得夫人微笑着,心里又甜又苦。
他又记起左宗棠嘱托的事情还没办。他很感激左宗棠对自己的真心信赖和恰如其分的赞誉。多年来,曾国藩的耳朵里已听腻了门生幕僚下属的颂扬。他们把他比作方叔、召叔、诸葛亮、房玄龄,比作郭子仪、李光弼、李泌、裴度、王阳明,比作韩愈、欧阳修、柳宗元,甚至还有人将前贤的长处都集中到他一人身上,说他德近孔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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