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治、经济、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学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掀起一个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或法国启蒙主义那样的运动。

现在的青年读者们也许都知道，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学生，开始走出国境线，到外国去求学。据我国赴美留学生在本世纪初创办于美国的《中国留美学生月刊》披露的数字，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的1915年，在美国的专门学校及大学里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超过了一千二百人。当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之后，这些留美学生，绝大多数都表现出了巨大的爱国热情，《中国留美学生月刊》十卷六期发表了以《我们的责任》为题的社论，向留美同学发出了热血奔腾的呼吁：“我们应该做对国家最有贡献的事，如果必要的话，甚至牺牲生命。……中国现在需要能干的人才比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更为迫切。因此，我们的责任十分简单——回国去！”几乎与此同时，在本世纪，我国赴日留学生人数也在急剧增长。根据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中的统计，到了1906年，留日的中国学生已经有了一万三千人。这些留日学生中的不少人，回国后都成了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政治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也极大。陈独秀青年时代在杭州求学时就攻读法文，后来又去日本留学，据说也到过法国。他十分赞扬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甚至法国的文学。胡适说他“深受法国文化影响，又看得懂英文和法文”。①1915年，三十六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当时，专制独裁的袁世凯还在台上，正一心一意地梦想登基作皇帝，知识分子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警察有权控制所有政治性的或社会性的结社以及任何的出版物。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面，刚刚回国的陈独秀，却勇敢地创办了后来成为“五四”时期思想界旗帜的杂志——《新青年》。在《新青年》的创刊号里，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名为《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的文章，高度赞扬拉斐特提出的人权学说，拉马尔克提出的进化论学说，以及圣西门和傅立叶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陈独秀对欧洲的许多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作家都非常赞赏，他主张推倒传统的腐朽艰涩的中国古典文学，建设起完全新型的中国的写实文学来。②他说他自己不但爱卢梭、巴土特，更爱雨果和左拉，不但爱康德、黑格尔，更爱歌德和郝卜特曼，不但爱培根、达尔文，更爱狄更斯和王尔德。他希望中年民族也能产生一批象他们一样伟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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