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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请进。抱歉,我在晒太阳灯。”顺便说一句,她完全没有晒出颜色。实话实说,她的肤色白得让静脉透出了蓝色。我之所以看得清静脉,是因为她真的很瘦,我一只手就能握住她的大腿。她领着我离开刺骨的寒风,走进她温暖舒适的家里。“我心情不好。”
“很抱歉。为什么?”我边问边挣扎着脱下围巾、帽子和大衣。
“季节性情绪失调症。”
“哦。”
“太阳灯应该能改善心情。总之他们是这么说的。”
“哦。”我们站在大理石门厅里,大楼梯通向二楼,链条花纹仿佛银盘上的开胃小吃。我的手套掉了,我弯腰去捡,看见地上有四根橡皮筋,说不定是从几捆钞票上掉下来的。我不由自主地捡起橡皮筋。
“给你,”我很可笑地说,“橡皮筋掉了。”我递给她,她勉强收下。
“谢谢,”她朝左手边的双开门打个手势,“那是书房。我换身衣服,马上就来。要杯卡布奇诺什么的吗?”
“不用,谢谢。”我说,尽管我非常需要。
书房,如你所料,就像邦德电影里的绅士俱乐部:高耸的书架上摆满皮面精装书,巨大的火炉呼呼燃烧,带装饰扣的翼状靠背椅,斯诺克球台。一段长得夸张的等待之后,克莱尔走进房间。她换上了羊毛格子呢短裙、白色长筒袜、黑色漆皮鞋、高领白衬衫和红色毛衣。她的头发挽成马尾辫,戴着眼镜,手捧一摞书本和一把尖得危险的铅笔。换言之就是彻头彻尾的学生装。她走到我旁边,在书桌前坐下,脊背挺直,两膝并拢,打开课本,取出一张白纸,拿起铅笔,全神贯注地盯着我。
绝望。她要交一篇关于《红字》的小论文,包括引用必须凑满十页,得用三个例子证明结论,截止期是明天,但她一个字还没写。什么都没有。没有草稿。没有笔记。我甚至不确定她有没有读过那本书。
“让我看看。”我垂死挣扎道。我汗流浃背,好像快要交不上论文的是我,而她坐在那里,完全无动于衷,彬彬有礼地听我说话,用铅笔的粉色橡皮轻叩牙齿,眨着美丽的蓝眼睛。“你知道怎么写大纲吗?”我问。
“似乎有印象。”她说,“你向我老爸收多少钱?”
“什么?”
“每个小时多少钱?”
“五十?”
她叹口气,翻个白眼,说:“你有两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对吧?GRE考了八百分?”
“对。”
“你出版过小说?”
“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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