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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隐喻,”我说,“你写书时得多注意。”
他瞪了我一眼,然后转开视线。
“你怎么会知道?”他用威胁的单调声音说。但我并不在乎,他吓不住我,因为我已经吓得屁滚尿流。
“通过我们投机分子的网络。”我说,“你大概想守住受害者,只准你一个人利用。”
我没有看见他的拳头。估计是因为我没料到。我的右眼突然冒出金星,我倒向左侧,脑袋撞在车窗上。我转过头去,汤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双手摆在大腿上。前面的两位探员也无动于衷。就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除了我的脸痛得要命。坐在他左边算我运气好。他用同样单调的声音面对前方说:“你要是像我这样看了二十年的血腥场面,抓住了这么多凶手,也可以考虑靠这个挣点钱。”
“好吧,”我说,“有道理。我收回我的话。”
“你还好吧?”他问。
“还好,有点头疼。大概是过敏,春天嘛。”
前排的探员看着GPS,听着无线电给出的方向,我们从正确的出口驶下高速公路。当地警方与我们会合,一辆警车开路,另一辆殿后,开着警灯领我们驶过那些街道。我们经过公共汽车站。生锈的秋千。我在支离破碎的记忆里寻找那幢屋子:露出黑斑的白色墙板,参差不齐的草坪,山茱萸。
“那儿,”我说,“右边那幢。”
“那儿,”汤斯对司机说,“右边那幢白色屋子。”
探员在车道停下,他的搭档通知当地警察,警察在玛丽家门前刹车。
“在车里等着。”汤斯对我说。三扇车门摔上,我被关在静悄悄的车里,望着警察跑向主屋的大门。开门的是个大块头女人,穿弹力裤和粉色运动衫,我猜她是玛丽的母亲。我后来得知,她和丈夫之前度假去佛罗里达探望祖母了。回到家,女儿没有来开门,他们并不担心,因为这种事很寻常。她经常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不见踪影,还会一段时间不和父母说话。他们注意到她的房间散发出怪味,但这也没什么不寻常的。
一位女警请母亲返回室内,汤斯带着调查局探员和警察跑到屋后,爬上通往车库二楼的楼梯。我坐在后排,车窗没有放下,草坪仿佛电视剧开场前的布景:两名警察把守笼罩了一层暗蓝色的白色房屋,旋转的警灯给景观玫瑰染上异色。风吹动薄云,摇晃山茱萸,粉色花瓣斜着飘向地面。有两三片轻轻落在引擎盖上,像正在融化的雪花似的贴在车窗上。
一分钟后,两名警察回来了,用手帕捂着嘴。一名警察在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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