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发动引擎,开了几个街区,拐进一条安静的街道。我在一辆卡车后找了个树荫下的僻静位置停车,不小心扫了一眼侧镜,看见一辆新型黑色雪佛兰羚羊在街区前面悄悄停车。我们被跟踪了,至少我觉得是这样。达妮抓住我的胳膊,我跟着她爬到后排。她脱掉套头衫,解开牛仔裤的纽扣,我瞥了一眼后视镜——没有看见那辆羚羊。她贴上我的身体,我闭上眼睛。
53
接下来几天,我们追踪达利安·克雷多年前的足迹,尽管去的都是让人心情沉重的地方,克莱尔、达妮和我却越来越像一家人,在不愉快地度假:我开车,达妮看错地图,克莱尔躺在后排,讽刺挖苦说笑话,抱怨晕车、肚子饿,吃过饭继续抱怨晕车。她和达妮似乎不比绝大多数亲戚更憎恨彼此,这种正常的感觉无论多么虚假,都让我有了一定的安全感。几个普通百姓在光天化日之下开车兜风,互相讽刺挖苦,他们能遇见什么坏事呢?晚上我们叫外卖,中餐、日本餐、马来西亚餐,看重播的《法律与秩序》,怀着一丝希望想捕捉有用的教导。但最后学到的只有一点:假如你想知道嫌犯曾经用电话打给过谁,那么就去检查他的LUD(本地通话记录详情),我靠这个赢了克莱尔一块钱。(“为什么要检查他的肺'lung'?”)达妮教克莱尔做瑜伽和普拉提,还令我惊恐地展示了几个基础“舞蹈”动作,克莱尔调整了她对脱衣舞娘的敌视态度。
早上吃玉米片的时候,克莱尔对我说:“总之不会是我选择的职业。”
“很好。”我挥舞调羹表示强调,“所以你必须做家庭作业——我说的是自己做。”
“但达妮很好玩,知道好多有意思的事情。举例来说,你知道白宫痔疮膏能去眼袋吗?”
“我得试试看。”
“我宁可我老爸约会的是脱衣舞娘,而不是那些假惺惺的高级女经理,一个个身穿迷你裙,总想扑上来拥抱我。贱——人。”
我们三个开车去阿斯托里亚找哈瑞尔家,他们的女儿南希遇害前和他们一起住在那儿。一路上我都在找那辆黑色羚羊,但始终没有看见,最后我认为是自己犯了疑心病。
我们找到那个街区,但找不到那个门牌号。沿着那条马路来来回回走了几趟,我们得出结论:他们家和这个街区绝大多数一两户一幢的房屋一样,已经被夷为平地。原址如今是一幢十层的玻璃和钢架大楼。我们停好车,从新办公楼门前走过。商业人士打扮的男男女女,脖子上挂着证件,站在门口吸烟。不知道哈瑞尔一家是怎么想的。凶案和审判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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