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以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庆为背景的影视剧里,都能看到这样的吊脚楼。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重庆拍时代背景为三四十年代的电视剧或电影,选景都并不困难,一九四九年前重庆什么样,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很多年后,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影视剧,不管拍得多烂,我都会多看几眼。
小时候我经常去朝天门码头,黄黄的江水浩浩荡荡地流过码头,斑驳的台阶没在江水里,人站在下边往上看,一层层的,看不到头。前年我回重庆,在朋友的陪同下又去了一趟朝天门,朋友骄傲地对我说,重庆会被打造成“小香港”。我去过之后却很后悔,因为,那里已经完全没有我童年的记忆了。
在重庆生活的十二年,积累了我人生最初也是最真的情谊,直到现在,不曾淡忘。如果我的性格中还有善良的成分,我相信一定是重庆这座城市给我的。后来到了南京,原来的亲戚朋友都不在那儿了,没过几年又遭遇家庭变故,那时的阴影让我对儿时在重庆的时光更加怀念。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现在我每次回重庆,看到小时候的朋友都觉得跟亲人一样。
在重庆,街坊邻居真的就跟亲戚一样。我举家搬迁离开重庆的时候,很多老邻居一家老小都到码头来送别,直到今天想起这一幕,都让我热泪盈眶。不光如此,长大之后每次我回重庆,离开的时候总还有过去的小伙伴送我。
二〇一一年春天回重庆,帮我张罗吃饭的是小时候和我一块长大的重庆日报社的唐彤东。他问我都要叫谁,我说把小时候在一块儿玩儿的朋友都叫上吧,有很多人真的想不起来了,毕竟快三十年了。后来男男女女一口气儿来了有两桌。见面之后,他们挨个儿帮我恢复记忆,这个问“你不记得我了”,那个说“我是谁谁谁”。这么介绍了一轮过后,我突然想起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儿,闹着玩儿的时候把我脑袋打出了血,害得我第二天就发烧了。我记得他叫杜波。我顺口讲了这件事,众人皆笑,桌上的人就告诉我,杜波调到北京工作了。巧的是,当时杜波的妹妹在桌上。不一会儿,杜波就从北京打电话来了,他在电话里大笑:“这点儿破事儿你还记得啊?我以为你都忘了。”
替我张罗这顿火锅的东哥在报社广告部工作,所以晚报、晨报的记者加摄影来了一堆人。一个年轻记者说,提点儿问题拍点儿照吧?东哥在边上嚷嚷:“快点儿问,快点儿问,我们吃饭呢。”那个记者很配合地说:“好好好,我抓紧。”之后摄影记者在一旁一个劲儿拍,东哥又说:“你们有完没完,差不多就行了!”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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