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余秋雨之间几年后，我万分惊讶地在《文化苦旅》的“后记”中看见我父亲的身影！那时候，余秋雨的大名已经和《文化苦旅》一起响彻神州大地，国内国外都好评如潮。余秋雨在“后记”中写道：“在所有的评论中，我觉得特别严肃而见水平的是鄂西大学学报所设‘《文化苦旅》笔谈’专栏中该校五位中文系教师发表的文章、我很惊讶鄂西大学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散文艺术的思考水平。”余秋雨当然不知道，这组评论的作者就有我父亲严可，鄂西大学学报的这个笔谈就是他发起的，虽然我父亲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提高写作课的吸引力，但《文化苦旅》的确使他深感“高山流水遇知音”。余秋雨说自己“后来曾到武汉打听，得知这所大学躲在该省的边远地区恩施。。。我问能不能坐飞机去，被告知：‘坐飞机也得好多小时，是小飞机，而且常常降不下去又回来了，因为那里雾多山多。’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不太准确），却深感中国大地上藏龙卧虎的处所实在不少。”

当我看到这段“后记”时，我父亲已经去世。这种有线相知无缘见面的情节重复发生在我们父女身上，简直让人怀疑冥冥中真有一种宿命的力量。

放弃师从余秋雨的机会，可以说是我为婷儿做出的最大牺牲，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十几年来，我一想起这些就深感惆怅，以至于忍不住说了这些题外话。好在婷儿培养得十分成功，我的牺牲也算得到了足够的报偿。

严格地说我甘愿为婷儿牺牲的行为，仍然停留在“血缘爱”的范畴。在我看到婷儿寄放在私人幼儿园的不良后果之前，我对“血缘爱”的重要性是缺乏认识的。

因为“血缘爱”是盲目的、朴素的爱，以满足亲人心理需要为主，主要设法满足孩子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是所谓“水往低处流”的“单向”的爱。高尔基曾批评说：“这是连母鸡都会的。”在教育学家眼里，这种低级的“血缘爱”只有升级为“教育爱”（即有育儿成才的理想、目标和信念；讲究爱子的态度、原则和方法；在满足孩子必要的物质生活的同时，特别注重丰富孩子精神生活和情趣；建立民主的、相互关心的“双向”爱的关系等），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当我看到婷儿在缺乏“血缘爱”的环境里的可怕变化之后，才真切地认识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教育爱”虽然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