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要效忠于这个新时代,而且像所有的宗教皈依者一样,他也有点儿兴奋过头。然而,“新时代”是个模糊的概念,泰戈尔也没有对此作出界定,它是指普通的人民,还是指现代的思想?这两者也许是有区别的;而且,他为什么要“重新返回”?归宿在哪儿?同样,为什么认为散文是这种回归的最佳途径?即便如此,那么他是在写散文,还是在写诗歌?当他说“我用你心意的首饰装扮我的立意”时,人们不由得怀疑这种手法是索取而来的东西,对他来说是不自然的,这只能使我们确信,他并非为内心的激动所驱使,这是在“故作纯真”(innocentbyassumption),当年柯尔律治在给华兹华斯的信中,正是用这个术语来描述华氏那人为的朴素的。与人民打成一片(人类学中所谓的“神秘互渗”)①正是最为缺乏的。泰戈尔站到了前台,写下了许多辩护性言词,然而这些言词中却有一种自我得意的调子,似乎在说“为了你,我已鞠躬尽瘁”。在本诗结尾之处,“她”并没有与他在一起,她已经“去寻觅旧日的我的踪迹”,不管这句话有什么内涵,我们都不感到惊讶。诗人承认他孑然一人,在生疏而陌生的人流中磕磕碰碰地前行。诗人所期望的那种融洽状态并没有实现,这一点似乎在本诗开端之处的描述方式中便可以猜度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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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维·布留尔使这一术语家喻户晓。这一术语是指集体思想的前逻辑参与,这种思维是原始心智的特点。
这种辩护的倾向①,在其他的三首诗作里得到了延伸:《最后的星期集》第20、24及25首。在第20首散文诗中,我们读到了路边的聚会,在聚会中有人请诗人朗颂他的一些诗歌,诗人打开诗集,便感到羞愧难言,他觉得这些诗歌华而不实,它们并没有描绘日常生活的恢宏,艰辛以及混乱。当诗人被问及:“您去哪儿?”他回答说:“我要走进艰险,走进冷酷,带回坚强、无情的歌。”寻觅“坚强、无情的歌”,这本身没有错,这里唯一的问题是:这些歌难道正如泰戈尔所坚持的那样,都须用散文诗或散文来写吗?用散文来写歌,这个美好而难以实现的事却被泰戈尔实现了,而且并非是在他的鼎盛期实现的②。在第24首散文诗中,他用瀑布的形象来表达他的胸臆,他说他的诗歌像百折不挠的瀑布,时宽时窄;事实上,他的诗歌与其说是瀑布,还不如说是蜿蜒曲折的溪流。在第25首散文诗中,他发现他所有早期的作品都是高高在上的、贵族式的,它们像皇宫闺房里的庭园(泰戈尔语),幽幽深深,普通人民难以观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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