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实现可能的课程,被许多所谓的教授“口吐莲花”如小学生朗读课本般平淡如水的腔调弄得死气沉沉,令人昏昏欲睡,从嗓音效果上讲,甚至不如小孩子不加修饰的稚嫩令人舒服。李杨说,文学将一个简单的世界变得复杂。但我却听到了一些教师用不分轻重缓急的直线性语调将一门本可丰富多彩的课程变得和课本一样的简单,却不一定有课本的清晰条理。因此,我将一名师者传道授业的演讲能力,作为评价他的讲课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李杨显然达到了这个条件,虽然距离满堂生辉还有一段需要努力的距离在,但当代文学史的广博鲜活也因了他的讲述而格外生动有趣。
他努力去解读张爱玲《倾城之恋》里“大抵如此”的爱情、苏童《妻妾成群》中哀怨压抑的变态人性和史铁生《我与地坛》的生命感悟;他和学生一起寻找汪曾祺《受戒》中日常凡俗生活的意义,探索陈染《私人生活》中女性世界的暧昧和马原玩弄叙述圈套的迷宫;他力图对知青文学的历史创伤、王朔的小市民文本、网络文学的泛滥和卫慧棉棉的身体写作给予解释……用韩毓海的话说,他的课时髦得很。
巴赫金认为,在社会中存在的人,由于总是处于和他人、社会的相互关系之中,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拥有者,也不存在任何垄断话语的特权者。因此,自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便构成了我们生存的基本条件。他倡导一种积极开放、互相倾听、在融合中拥有自己独立声音的主体姿态。巴赫金指出:“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对话,是李杨使用最为广泛的词语和惯常的交流方式。
或许,从他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文学·世纪之交的凝望………两位博士候选人的对话》开始,他就开始了与文学、与他人的对话。
差异是对话之所以能够开展的前提。不同文化背景的李杨与康奈尔大学学者白培德的对话录,试图为东方与西方在文学与文化上的相互沟通做出努力和尝试。西方学术背景下的汉学研究,给中国文学提供了另外一种有意义的观照对比,但远远没有成为显学,李杨于此表示出清醒的认识却又无奈。“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李杨不相信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对话”刚刚开始。
在这本思想火花撞击而成的对话录中,李杨扎实的文学功底在旁征博引的交谈中开始显露,他努力想在这场异质的对话中占据优势,不仅仅是个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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