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做什么去了?他为什么不及时回复蒋介石手令?
9月7日读罢手令当天,在两位副局长默默注视的目光中,卢作孚转身上了自己那台车的驾驶室,关上车门后,并没急着指令司机开车。直到听得另外两台车关上车门的声音,他的车才开出。卢作孚在后视镜中,望着另外两台车分驶上另外两条岔路。
如血残阳中,旷里上红尘滚滚。三辆车,一直驶向旷野尽头,消逝。
几天后,1940年9月中旬《成都中央日报》披露了卢局长的意思:“经调查后才能加以登记管理,才能安排限期销售于市场或由政府定价购销,其囤积居奇者才能加以取缔治罪。”
卢作孚照例不表白自己面对蒋介石手令“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不对自己做心理描写,他只向人说出必须这么做,然后自己带头、并督促众人这样做去。
“若不经调查,怎知何处、何人有粮食储存呢?储存数量多少呢?经调查后才能加以登记管理,才能安排限期销售于市场或由政府定价购销,其囤积居奇者才能加以取缔治罪。故而卢作孚局长及其副局长,虽被蒋中正浇了一盆冷水下,仍于9月中旬,分赴四川产粮之第二、第六、第七等三个行政区进行调查,并召集专员及县长研究粮食管理办法。”大半个世纪过去,历史学者,台北“国史馆”纂修处高级研究员简笙簧先生严谨考证后,指出战时问题必须采取相应调查、管理措施的理由。
1940年9月中旬另一份《中央日报》,发表四川省主席蒋中正《告川省民众书》:“政府对于四川省所发生的粮价飞涨现象不能坐视,必须以最大决心对本省实施粮食管理。”
与此同时,卢局长正主持会议,他用红笔在川省粮食管理专用地图划分区域:“将全川划分为十四个粮食管理区,每区设督察长一人,业务员及事务员各一人,雇员若干人,以推动农村余粮调查业务。”
与会者坐席前,便摆有“粮食管理第一区督察长”、“粮食管理第一区督察长”……等牌位。卢作孚对他们一一吩咐,众人依次点头领命。
1940年9月19日《成都中央日报》:“卢局长将全川划分为十四个粮食管理区,每区设督察长一人……”
只差一句话没写:“面对委员长严令,卢局长不改初衷,一意孤行。”
“实施消费区的市场管理,实施米商登记,分区编号、凭证购米,以期运销、分配皆能达到合理化,遏止米商囤积居奇之风!”卢作孚召开各地专员、县长、米商大会,口气软中带硬,此前他曾登门拜访劝说过的各大户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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