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舟一声巨响,整体沉入水下。卢作孚盯着冒出的巨大水涌说:“难做的事,没做好,不怪总经理,怪谁?”
胜利后的第一个春天,1946年2月26日,在民生公司礼堂天棚巨大的民生航海图下,卢作孚向常务董事们提出辞职:“作孚自民国三十一年经营国家粮食问题后回到公司以来,奉职无状,入不敷出,连年亏折,致同人穷苦,股东无息,若干孤儿寡母文化事业,今皆断绝生计或经费之来源,轮船则逐年减少,债累则逐年增加。初以为抗战胜利之后,营业可以自由,收入可以调整,股本可以扩充,政府顾念战时之努力,可以给予若干助力,职工生活可以由此稍舒,战时损失可以多少弥补,股东可以多少分红,今皆大谬不然!民生公司上海船员因战后物价飞涨、工资不足生活全体请长假,卢作孚亲往恳切挽留无效……我连自家人的生计尚不能办好,怎能办好国家的民生?……此外所感环境之牵掣,日甚一日,险象环呈,将使事业陷于绝境。此皆由于作孚应付无能,实应引咎辞去总经理职务,最近作孚累夜失眠,精神亦难支持,自二十七日起,无法再照常办公,务请大会另拣贤能接替。实为公司前途之幸。”文静默默将卢作孚发言记在《民生实业公司第20届第5次常务董事会会议记录》中。卢作孚郑重地将辞职书递交顾东盛,含泪向程、李众常务董事鞠躬,离去。
回到家中的卢作孚,保持沉默。记不清今生第几回辞职了。可是以往,辞去的都是官方委任的官职,这一回辞去的,却是自己创办的、股东们选举的、自己心甘情愿担当的公司总经理的公职,辞去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回家后的卢作孚怎么样?战前便迫不及待画在公司天棚上的那幅要让中国船开遍五大洲四大洋的航海图、战后正踌躇满志要大展宏图,今后怎么办呢?中国的事难做。可是,就因为难做,就不做了么?要做,在此现状的中国,该怎么做?范旭东去了,卢作孚终不能像范旭东那样,也被气死。既不想被气死,又想再做事,卢作孚会不会想到该在什么状况的中国之下做事?换句话说——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针见血的一问,卢作孚的同龄人毛泽东就毫不隐讳地向全中国的国人提出过。这一问,毛泽东不止于语文笔墨,他甚至为此亲赴重庆,去问蒋介石。更敞开喉咙,向全中国人一问。可是,这一问,卢作孚想过么,怎么想的?这些,未见卢作孚的亲友故旧回忆过。对自己的事业,至今为止,说到自己的内心感受,他都只说过极俭省的一句——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关于中国的时局,他无疑投以了极大的关注,可是,他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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