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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一回,为了把薯片卖出去,唐安妮不得不硬着头皮打破原则。
她需要钱,有了钱她才能维持工厂的生产,给这么多工人发工资。有了钱她才能翻新学校,现在的学校太小太破了,也没有正儿八经的操场。他们每天都是在一片长着杂草的沙石地里升国旗唱国歌的。
她的学生,值得更好的学习条件。
除此之外,她还有好多事想做。她感觉自己回到了小时候,看着芭比娃娃,就想把它打扮成最漂亮的模样。因为芭比娃娃是它的好朋友。她希望她的好朋友是最漂亮最开心的。
现在有好多人,好多能干的人,可以把这里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让所有人都赞叹都羡慕。
他们不乏热情也不乏毅力,他们唯一缺少的就是钱。
唐安妮感觉自己义不容辞,她必须得为薯片打开销路。在一个大集体里,大家就该集思广益,各自发挥优势,才能把工作做到最好。
她给自己做了整整一晚上心理建设,终于鼓足勇气跑到公社说自己愿意接受采访。
话说出口之后,她又自我安慰,等记者过来起码得要几天时间,她还能再缓冲一下,不用那么紧张。
结果没想到公社书记直接手一指,笑呵呵地对办公室里的人说:“记者同志,你想挖掘留守知青和回乡知青的事例,我们这儿有个洋知青,你要不要采访?”
记者先是满脸茫然,听完公社书记的解释之后,立刻大喜过望:“要!这就是最好的采访对象!”
唐安妮傻眼了,为什么要跳步骤呢?难道不要给她时间准备吗?
记者已经拿出了采访本和笔,这时代国内还不流行依靠录音笔采访,大家信赖的都是速记的硬功夫。
“不用。”他斩钉截铁,“唐安妮同志,如果你方便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采访。你不用紧张,你只需要像平常一样工作生活就行了。等你有空的时候,再回答我几个问题。”
可怜的唐安妮就这样赶鸭子上架,带着记者回大队了。
好在记者同志说话算话,没有追着她问个不停,就是跟在她后面看她上课,看她去工厂干活,看她跟供销社的同志协调发货。
问的问题也很简单,不过是她的人生经历而已。
比方说她之前在美国是怎样生活的?又到底是什么促使她选择来中国,开始从事下乡支教工作,而且一直留到现在?
唐安妮十分老实:“我只是想知道我是谁,我从哪儿来的,可以说是寻根。至于下乡支教,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这个国家很大,大部分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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