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般困苦，也看到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需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几个月以后，他又往上海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东吴大学是著名的高等学府，创办于苏州，出过不少杰出人物，如科学家竺可桢等。另外，与金庸同样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还有香港政府首席按察司杨铁梁爵士及华光航运集团创办人赵从衍夫妇。读书期间，金庸在上海《大公报》兼职做翻译，补贴生活。

那时候的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达至白热化，全面的内战已开始。刚刚从日寇铁蹄蹂躏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再一次饱受战争的苦难。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是难以预料的，这就是所谓的“乱世”。命运的沉浮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规则被彻底打碎。个人是渺小的，前途、事业之类，只是美好的幻想，能够生存下去就已属万幸。

金庸本来应当成为一名律师或法官。但在那样动乱的时代，法律早已失去了约束力与权威性。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不可收拾，民心动荡，而共产党的大军正在向南挺进。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一切社会的成规在改变着。不论学什么专业，首要的都是生存，那个时代不需要专业人才。

1948年，金庸二十四岁，从法学院草草毕业。当律师已没可能，看看混乱的时局，他为前途忧虑，找工作也非常困难。就在这时，上海《大公报》刊出广告，要在全国招聘两名电讯翻译。当时报名的人达三千多。经过反复考试筛选，金庸成为两名幸运者中的一名。从此，他跻身报界。

金庸那时也许没有想到，日后自己会成为一份大报的老板，成为报业巨子。不过，金庸曾对记者说：他非常喜欢当时《大公报》的风格，特立独行；也非常喜欢新闻工作，而理想中的报纸就是那时的《大公报》。

不久，《大公报》要在香港出版，金庸便被派往香港。这位江南才子，一介书生，拿着一支生花妙笔，在陌生的岭南开始创造自己的事业。

恰如倪匡所言，金庸是赤手空拳打出天下的。

1949年的巨变改写了中国历史。国民党溃逃台湾孤守一岛。大陆上的共产党以无比的热情建设新中国，一种空前的稳定与美好的希望，感染着大多数中国人，也包括众多的知识分子。这场巨变，也改写了许许多多个人的命运。或沉沦或升浮，或悲或喜，许多年后回头望望，除了不胜感慨之外，还能有什么评说。

金庸没有留下什么文字，可以供我们猜测他当时的心情，困惑还是兴奋？但是，他个人的命运多少与这场历史的巨变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