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只得继续让他的人物退隐下去。在他还未封笔之前,越女阿青为了爱情一隐再隐,留下了一套越女剑法和“西施捧心”这一最美丽、最令人难忘的形象。狄云在经历了不可思议,不可胜数的磨难与欺凌之后,带着初恋情人的遗孤,心灰意懒地来到荒芜人烟的宁静雪谷,和也被别人弃若敝履的水笙一起,开创自己的“理想福地”。杨过在俗世中尽了应尽的义务后,也携着小龙女,到他们曾经憧憬过的天长暖、花长开、叶长绿的地方生儿育女去了。头衔多得不得了的韦小宝,饶是他如何随机应变,滑头无比,忠义不能两全仍然逼得他无所适从,只能横下一条心,弃官退隐,告“老”还乡,从此不知所终……
细数一下,我们才惊觉,金庸的十四部作品,占半数之强的结局,都是或暗或明往“归隐”一途走去的。兜兜转转,他还是回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源远流长的最本质的地方来了:从儒到道到佛。
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也不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他们必须依附于君权,方始能显示其自身的价值,必须在君王的关照之下,才能汇聚成可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的士大夫集团。这就使得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既不得不参政,又在君王的统治下失去参政前的原初意向。他们只能扮演着上情下达,经邦治世的角色。叵遇明主,他们就做了许多好事;若遇昏君,他们一样遭人诟骂。
但实际上,他们与民众又常常是脱节的,难以沟通的,故有“君子”与“小人”之别。这就使得士大夫们即便“身在江湖”,仍然“心在魏阙”。不得起用时,也就只有慷慨悲歌,看破红尘,甚至看破生死,达到某种十分接近宗教意识的通达解脱。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却总是恪守这样一个既定的信条:忠君等于爱国,爱国必须忠君。
屈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在他的身上,楚文化原始生命张力与中原文化中儒的宗法思想,十分矛盾地纠葛在一起,而且,往往是前者占了上风。所以,他才不时以香草自喻,而已露才扬己,天马行空,孤芳自赏,“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正因了他的孤傲自许,他那种诗人气质的清高,使他在政治上不可能得意。试问,作为君主的楚怀王何以非要听从下臣的教导呢?屈原所言之“来吾道夫先路”,不是很自负地告诉世人,他比别人,甚至比君王更高明吗?
金庸在《鹿鼎记》里也写到韦小宝和康熙的关系,但描写的却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圈或文化性格圈中发生的故事:统治者的儒雅风流与被统治者的鄙陋无文,统治者的伪善守礼与被统治者的赤裸无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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