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有权力野心的赵敏,他只好被捉去画眉。他的宽厚的性格不改,他永远也敌不过野心家朱元璋的奸计。
对此,金庸又是如何解释的呢?他说:“在《倚天屠龙记》中,我要写的确是我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想表达一个主题,说明这世界上所谓正的邪的,好的坏的,这些观念有时很难区分。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好的,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坏的,就一定是坏的。同时,一个人由于环境的影响,也可以本来是好的,后来慢慢变坏了,譬如周芷若。而赵敏,则是反过来,本来坏的,由于环境,后来却变好了。……人生不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坏人分明的。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
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小说形式。有人认为西洋也有,如法国的《三个火枪手》;日本也有,如《宫本武藏》。但金学的始作俑者倪匡则认定:只有中国才有真正的武侠小说,其他的都只是类似,不是真本。
在中国,侠的历史其实已很久远了。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救人天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这就是侠的萌芽。
“侠”不单是一个名号,而且要有实际行动,侠要行侠,才能成其为侠。武侠小说的侠,一般是根据传统的侠义精神来的,充满着浪漫的激情:轻生命,重然诺,锄强扶弱,惩恶扬善,保家卫国,豪气干云。这种传统的侠义精神,不仅使武侠小说中的侠士有生命,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使得“侠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金庸在回答记者问时说过,“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所谓义,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的情谊,都是属于人的感情。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部分。当然侠义也不单单是中国才有,外国也有。不过中国人似乎对这方面特别重视,这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根源。
金庸的小说显然将中国传统的“侠文化”提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不完全受那种“忠君报国”,“除暴安良”之类框框的局限,而是将人生的丰富与多面性溶入侠义之中,使侠义与人性相结合,使他的武侠小说对人物性格的挖掘达到了空前的深度。
“侠之大者”是金庸所创造的人物中最有光彩的一群人,如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等等,他写得一个比一个深刻、复杂,也一个比一个更见悲剧性。
但是,乔峰之后,金庸的“侠士”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是“真的人”,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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