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老实,其实古灵精怪,做事不会发大错误,但也不会老老实实听上头的话,是上头觉得不会出什么大事,但也没有什么前途的那一批人。
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上头的几个人我不了解脾气,而且气氛非常压抑,我几乎站不住,手心已经开始冒汗。
这时我已经知道自己的紧张和心虚是压制不住的,索性就不压制了,让他们觉得我是因为看到上级才会有这样紧张的表现。
真个报告的过程持续了两个小时,我浑浑噩噩,最后也不知道是怎么过关的,只是在说到胶卷的时候,我强调我是看过胶卷的,但我发现他们无动于衷,好像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说完后,我忐忑不安地看着他们,不知道面对我的会是什么命运,是被挥手带走,还是会被质问?
没有想到,几个人只是低头记录,然后问了我几个小问题,要求我把说的内容再作一份书面报告,就让我离开。
我从帐篷里出来,被地下河的寒气一激,发现自己的后背全是冷汗,凉的要命。又去回忆作报告时的情形,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露出破绽,继而怀疑起几个军官的那种表情,那时他们不动声色的习惯,还是意味着他们觉得我的话又问题,所以不露出表情?
各种猜测让我无比的忐忑,想来想去觉得还不如袁喜乐那样失去神志的好。
之后两天,王四川也来找我,他也有和我一样的疑惑。因为他在作报告的时候,很含糊地略过了看胶片的那一部分,原以为一定会被追问,后来竟然也没有人问他,整个报告的过程也非常顺利。
我想着,难道是我们想太多了?如果那些军官不是故弄玄虚的话,也就是说,他们的注意力其实根本不在胶片身上,甚至根本不在我们身上,这些报告只是走过场而已。
但是,从那些军官的级别来看,好像又不是走过场,这些领导都是大忙人,如果一点不在乎,找几个中级军官就可以了,何必自己上阵听我们的报告。
于是我隐约猜到这件事情的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完全没有根据,只是一种猜测。
事情说到了这里,可以说真正告一段落。
我们作完报告之后,在医疗帐篷里又躺了一个礼拜,这时防卫逐渐放宽,其他人被允许来看我们。
我和王四川因为敌特的事情,都非常小心,后来逐渐发现没有必要,甚至还发现虽然我们帐篷外的警戒放宽了,但整个医疗区的警戒反而严了。
袁喜乐的帐篷还是没法进去,我隔三差五去看看,旁敲侧击地打听,都没有任何结果,慢慢地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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