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理文字狱的一贯手法，我们不难想象又有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乾隆朝的这些文字狱乍一看来实在无法理解。乾隆的处理方式，似乎只能用“丧心病狂”四个字来形容。阅读这些文字狱档案，让人不禁怀疑疯了的到底是乾隆还是“案犯”。

对乾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本身并不荒唐。他性格理智坚毅，处事精明细致，智商情商都很高。这样一个人，何以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来？

其实在文字狱问题上，乾隆曾经非常通达理性，甚至还称得上宽容大度。

众所周知，乾隆的父亲雍正在位期间曾经制造了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比如吕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等。就像对父亲的许多其他做法不以为然一样，对这些文字大狱乾隆也一直腹诽不已，即位后立刻拨乱反正。雍正诛杀汪景祺，一直把汪的头颅悬于菜市口示众。乾隆以京师首善之区，悬挂人头“有碍观瞻”为由，命人取下掩埋。接着，他又赦免了吕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中许多被牵连之人，放还了查嗣庭、汪景祺的亲属，一时天下读书人如沐春风，感激涕零。

为了刹住文字狱，乾隆还采取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措施：他规定以后凡举报文字之罪者，如果举报失实，一律按诬告罪反坐。

这一下，文字狱风潮一下子被刹住了。从乾隆即位（1736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清王朝文化领域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唯一可以称得上文字狱的就是谢济世私注经书案，而这个案子恰恰凸显了乾隆的宽容。原来，谢济世才华出众，却性格倔强，雍正年间，他认为朱熹所注四书有许多错误之处，遂自注《大学》《中庸》，“自逞臆见，肆诋程朱”，因此被罢官治罪，发配西域。乾隆即位，召他回朝，他迂性不改，把自撰的《大学注》《中庸疏》加以整理，又献给乾隆。乾隆虽然宽大，但程朱理学是清王朝的意识形态正统，他怎么能允许这样离经叛道的行为，于是“掷还原书，传旨申斥”。谢济世一气之下，要求辞官回家养母。乾隆对他相当迁就，没有让他辞官，而是改任他为湖南粮储道，以便他就近养母。

不料，经历这么多风波，谢济世的性格不改，居然在湖南公开印行了《大学注》《中庸疏》。乾隆皇帝虽然生气，但也只是命令把书版销毁，还特意在命令中说谢济世其人“识见迂左则有之，至居官，朕可保其无他也。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湖广总督回复说他遵行皇帝旨意，只烧毁了谢的书版，并未打击谢济世个人，乾隆满意地批复说：“所办甚妥，止可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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