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头,海成也觉得《字贯》算不上什么大案。王锡侯说的这句话,顶多算得上“狂妄”,怎么能称“悖逆”?不过事关文字,最为细小也要直接上达天听。他把案子的原委写成一道详细的汇报,说这句序言毕竟语气狂妄,建议将王锡侯的举人头衔革去,以便审拟定罪,当否,请皇帝批示。
海成觉得自己够小心谨慎的了,他哪里能料到,这道奏折居然威胁到了他的性命。
奏折加上样书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皇帝的书房。这两年皇帝流年不利。第二次金川战争进行多年,去年才勉强惨胜,大丢朝廷的面子。今年年初,皇太后去世,孝心极重的皇帝悲痛不已。特别是推进“禁书运动”两年多,各地督抚毫不用心,进展十分缓慢,令皇帝一筹莫展。心情不佳的皇帝拿起这本字典,读了读序文,感觉所谓“悖逆之处”确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漫不经心地读到第十页,皇帝的身子突然坐直了,须眉皆立,满面涨红,提笔在海成的奏折上批道:“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问拟!”
究竟什么事,让皇帝如此动怒呢?原来在第十页上,作者王锡侯为了让读者明白什么叫“避讳”,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个人的名字也就是“玄烨”“胤禛”和“弘历”六个字写了出来,提醒读者,写文章时遇到这六个字,一定不能写全,或者少写一个笔画,或者改用其他字,否则便犯了“讳”。
这本是一片好心,心绪不佳的皇帝读起来却十分触目。在传统社会,尊长的名字是不许直接叫的。美国人可以直接叫他的父亲汤姆或者彼德,而在过去的中国,儿子直呼老子的名字,却是滔天之罪。皇帝因此跳起脚来大骂海成,说《字贯》的“大逆”开卷即见,海成竟然说“无悖逆之词”,可见工作是多么不认真,对皇帝是多么不忠爱。皇帝传谕给海成,骂他“双眼无珠”,骂他“天良尽昧”,又命他将逆犯王锡侯迅速押解进京,交刑部严审。就这样,王锡侯《字贯》案一下子升级为钦办的特大逆案。
其实皇帝的反应实在是过度了。在传统社会犯“讳”其实是难免的事,因为林林总总的忌讳太多了。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本来是十分宽容的,雍正年间,许多人因为犯讳受罚,他大不以为然,刚即位就一再降旨声明:“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然。”因此,王泷南虽然千方百计陷害王锡侯,却没有想到做他犯“庙讳”“御讳”的文章,海成让“悖逆”“开卷即见”的《字贯》漏掉,也并不是他“双眼无珠”,而是因为这本来不是什么“问题”。
那么,皇帝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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