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到一边,打开了下一道。字迹还是那么淡而有力,不屈不挠,居然又是尹嘉铨的。内容是说,“我朝”出了好几位名扬天下的理学名臣,比如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他们一言一行都实践了孔夫子的教导,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因此他建议皇帝让这些人都“从祀孔庙”,也就是把他们的牌位都供到孔庙里,陪孔夫子一起吃冷猪肉,以示“光大圣道”之意。在折子结尾,他还说了这么一句:“至于臣之父亲尹会一,既然曾蒙皇上御制诗章褒嘉其孝行,则已在德行之科,自然亦可从祀,不过此事究非臣所敢请也。”
皇帝的脸一下子变得刷白,薄薄的嘴唇微微发抖。这是他盛怒之极的表情。皇帝拿起朱笔,奋笔疾书:“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每个字都异常迅疾有力。
据说,“天子一怒,伏尸百万”。虽然没那么夸张,也去之不远。尹嘉铨完全没有料想到自己这两个折子的后果:
朝廷立刻派出要员,将尹嘉铨锁拿入京。皇帝批发六百里加急急件,命北京和山东两处官员,抄了尹氏在北京和山东博野两处的家。
和雍正皇帝一样,乾隆也十分喜欢抄大臣的家。乾隆抄家与雍正抄家有一条不同,那就是格外注意“违碍文字”。乾隆对臣下的日记、书信、私人笔记特别感兴趣,每次抄家都会严命抄家官员细心搜检,看其中有没有“悖逆之词”。这次抄尹嘉铨的家时,皇帝特别指示,尹氏之“丧心病狂,实出寻常意料之外”,所以“恐其平日竟有妄行撰著之事”。因此“如有枉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因此,三月二十日天还没亮,前天夜里接到六百里加急上谕的大学士英廉就亲自带领大批兵丁,来到尹嘉铨在北京的住所,掘地三尺,细细搜罗。
不出皇帝意料,收获果然颇丰。作为一个“理学大家”,尹嘉铨不但藏书丰富,而且著作颇多。从三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英廉共找到书籍310套,散书1539本、未装订的书籍一柜、书板1200块,以及书信一包共113封。乾隆组织一批翰林学士,组成“审读小组”,帮助他逐字审查。
在乾隆朝,只要想打倒一个人,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审查他的文字。作为庸凡之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每一句话都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有偏离“准星”之处,那么对不起,你就有可能犯罪了。经过细致筛选,乾隆在尹嘉铨所有文字中发现了数10处“悖逆”之处。
在后来公布的罪状中,皇帝说,最错误的一处,是这样一句:“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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