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也保不齐有一两本祖上传下来的旧书，成为惹祸的源头。

戴昆是康雍时人，早已身故，地方官查办禁书时，发现他的书中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这样的句子，上报之后，被刨坟戮尸。他的孙子戴世道六十多岁了，因刊刻了这本书，“奉旨斩决”。湖北黄梅人石卓槐书中有“大道日已没，谁与相维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之句，不过发了点牢骚，被凌迟处死，亲属缘坐。

“明”“清”二字是诗词习用之语，若要避祸，只好不去吟诵清风明月。但也不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有个劣监告发卓长龄（康熙时人）著有《忆鸣集》，“忆鸣”二字，实寓“追忆前明”之意，结果卓长龄之孙卓天柱因私藏禁书，“从宽”改斩监候，秋后处决。

这些恶例一开，禁忌如毛。墓志铭上常用“皇考”作为亡父的尊称，结果被地方官指为“悖逆”；为亡父刊刻的“行述”中有“赦不加息”之语，被人告发竟敢用“赦”字，实屈“狂妄不法”；为人代作的寿文联语中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创大业”被定为“语言悖逆”。

乾隆的文化恐怖政策收效是非常明显的。

在风声鹤唳之下，每个家庭都进行自我检查，刨地三尺，消灭所有不安全的文字。文人学士再也不敢吟风咏月，甚至不敢再写日记。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内外臣工惊骇不已，乾隆担心下面或有非议，于新任浙江按察使富勒浑陛辞（官员离京前上殿向皇帝辞别）时，交代他一项特殊任务：到任后留心体察赋闲在钱塘（今杭州市）老家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的反应。梁诗正一见富勒浑，就大谈自己为官多年的诀窍：“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一切字迹最关紧要，我在内廷时惟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梁诗正的话典型地反映了乾隆高压政策下臣民的心态。

历史学家可以大致推算出通过修撰《四库全书》，清朝的官僚机构销毁了多少图书，而民间百姓自发销毁的文字数量却无法计算。我们只能说，其数量绝对多于武英殿前字纸炉中焚毁的书籍。

对于乾隆用心的险恶深鸷，大清王朝的某些子民读得十分透彻。乾隆四十四年（1770年），安徽天长县的秀才程树榴对乾隆的做法极为气愤，在为朋友的诗集所写序言中借题发挥，隐约其词地说，“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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