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是迟早的事。
随着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心理学家说,人到老年,由于身体机能越来越退化,性格往往由外倾转于内向,主动转于被动。壮岁之时,心雄万夫,通常以主动进取之态面对世界。进入老年之后,力不从心之感日甚一日,遂常以防御心态应对外物,求稳怕乱,易变得被动、随和。
皇帝虽然从中年起就一目不好,晚年更兼老花,但批阅章奏,阅览书籍,仍然不愿戴老花镜。大臣们进献了许多花镜,他都“屏而弗用”。并且因此写了一首《戏语》:“半见还当半不见,半听亦可半不听,此虽俗语合至理,执两用中法舜经。”意思是说,凡事不可求全,也不必明察太甚。一目视力不佳,他正乐得因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正符合“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这首诗固然是一时玩笑之作,其实正深刻地反映了乾隆从中早期的察察为明到晚年难得糊涂的心态变化。
面对如小山一样的奏折,皇帝越来越感觉不堪重负。他开始一再强调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时,要语言简明,并时以奏事琐细“徒滋烦扰”而对有关官员严行申斥。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壮年时的皇帝经常呵斥的是官员们奏事的不细不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后,为了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皇帝处理政务的时间大大缩短。当年九月,他以“优眷老臣”为名,准三品以上官员年过七十者日出后进朝。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以后,这一规定又扩大到全体在京官员,“俱著于卯正到齐,亦不为迟”。
早年峻烈无情的皇帝,晚年心态变得越来越宽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样,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相反,他乐于施恩,乐于原谅别人,乐于听到别人的感恩颂扬之声。乾隆中前期,对臣下的奖赏比较谨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提督常青因为士兵击贼有功,各赏银牌一面。这样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训斥。乾隆说,此奖过当,“可恨之极”。然而到了晚年,他却经常进行无原则的滥赏。即所谓“赏宜从厚,从不肯使勤劳者稍有屈抑”。(《乾隆起居注》)嘉庆后来说:“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以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中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者,亦未惩办一人。”(《清仁宗实录》)
老年皇帝处理政务力图简明,但求清静。避免“烦扰”,减少麻烦,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一大原则,这在他壮年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他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动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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