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并不用太多的思考,就可以判断出“自行制办”之不可能。送给皇帝的“土特产”,几乎件件超出官员们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欢那种镶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纷纷进献。当时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银四千两。而当时广东珍珠价格,重四分的珠子约值银四五千两,重五分的则需六七千金,如像龙眼果那样重三钱的大珠竟值两万两银。一柄如意的价值如此,其他礼物可想而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精美绝伦的礼品,每一件都是民众的膏血凝成。
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汇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荣,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皇帝的无比热爱之义,实际上却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
事实上,乾隆晚年的数起贪腐大案,都牵出过背后的进贡问题。那些进贡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赏识的大臣,后来多数都成了贪污犯。比如那个一年进贡十多次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勾结串通属下官员,贪污库存银八万五千万余两进行私分。案发后,朝廷抄了伍拉纳的家,抄出白银四十多万两。被抓之后,伍拉纳自供其巨额财产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勒令下属“帮贡”所得:“我们并不自己出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肥囊橐。”
乾隆皇帝的宠臣李侍尧是当时“优于办贡”的代表之一。时人认为他是乾隆朝进贡之风兴起的带头人:“(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变,从风而靡。”这并非虚言。现存史料中有一张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一月初八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所进贡物品名单,我们可以从中窥得李氏进贡手笔之大:
镶洋表金万年如意一柄 金无量寿佛一尊 珊瑚朝珠一盘 蜜蜡朝珠一盘 脂玉万年有庆一件 白玉祥禄寿三星一件 白玉长春壶一件 白玉蟠桃九熟一件 白玉保合太和一件 白玉长春花洗一件 白玉寿星一件 白玉如意仙一件 白玉香盘一件 汉玉佛手一件 汉玉花囊一件 汉玉拱璧一件 白玉云纹铎一件 白玉元洗一件 汉玉炉瓶一事一分 汉玉飞熊叶瑞一件 白玉印池一件 宋磁霁红花囊一件 定窑洗一件 喜窑一统尊一件 成窑五彩瓶一件 定窑福禄尊一件 宣窑梅瓶一件 宋磁霁红瓶一件 定窑宝月瓶一件 哥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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