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关系的念头。1817年后,他返回英国南汉普顿,成为下院议员。
中国经历在他心底结下了浓浓的中国情结。他终生喜欢中国事物。他在城里修了一个中国式的亭园,起名为“古亭莱园”,其中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仿中国样式的灯塔状古亭。古亭莱园的书房中藏有大量中国书籍。他用10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文的著作。除此之外,他还著有《中英商业往来札记》《1816年英国使团访京纪实》《论中英关系及其改善之进言》《英中商务考察》以及译著《异域录》等。1823年他与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共同创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这使他成为英国汉学史上一位知名的汉学家。(《英国汉学史》)
这样一个人当然在中英关系中最有发言权。浓厚的中国情结并没有妨碍他向英国人建议进攻中国。乾隆皇帝的荷包也于事无补。事实上,中国之行令年少气盛的他深感屈辱,从中国回来后,他就一再告诉英国人,对中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想通过和平手段让中国人尊敬英国是不可能的。
从中国回来后,马戛尔尼预言,一旦中国这艘巨舰受到攻击,“它将永远不能修复”。亚洲及世界各地的贸易将受到扰乱……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企图利用中国人的衰败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们之间将展开无情的斗争”。在这种对抗中,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和政治的第一强国;从这样的急剧变革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强它的霸权地位。”
这是惊人准确的预言。
英国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1842年通过战争一条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条约》的五点核心内容,与马戛尔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1793年马戛尔尼提出,扩大英国在华的通商口岸,增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1842年的《南京条约》第二条则规定,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处为通商口岸。
马戛尔尼要求,“英国水手须受约束,不宜与华人来往,恳求给予靠近广州的一块地段或一小岛,以资使用,作为水手商人栖息养病之地,为英商之居留地”。他所指的所谓小岛,是曾经经过彼地、而且做了认真描述的香港岛。《南京条约》第三条则规定,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马戛尔尼要求结束公行垄断,而《南京条约》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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