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品,启程回国。”毛不久前遣返苏联技术人员和“顾问”时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宣布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当然,从1960年到现在,确切地说,从马戛尔尼时代到现在,中国确实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马戛尔尼和佩雷菲特如果再次访华,恐怕会修改自己的结论了。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再说自己无求于人。我们已经张开怀抱,做出了拥抱世界的姿势。外国商人和使节来到中国,受到的不再会是冷遇,而是世界罕见的热情。中国的外表也已经变得五彩缤纷,蓝和灰统治的时代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还是会有许多令他们十分熟悉的东西。或者说,中国的外交传统中,有许多千年不变的核心成分。
他们会遇到一样热情淳朴的百姓。
虽然统治者对外国人的来访有种种险恶的估计,但从乾隆时代起,老百姓们就天真地认为他们是被中华文化所吸引而来,向中国的统治者致敬的。英国人记载说,“下至中国的兵士和水手们都对客人彬彬有礼,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出自招待热诚。整个使人感到我们是受欢迎的客人。他们知道这些外国人是从很远地方来向他们的皇帝致敬的。因此,他们的地位虽然如此低下,而仍然感到民族应有的喜悦情绪”。(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他们会遇到一样铺张的招待。
虽然对外国人可能心怀猜忌,但中国统治者对他们的招待从来都是超级热情的。在中国统治者看来,这首先是一个国家形象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大局问题。外交无小事,内外有别,是中华帝国一贯的外交方针。因此,不管百姓如何贫困,财政如何困难,招待外国人总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统治者,这绝不是难事。葛剑雄先生说:“由于历来的统一政权一般都国地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即使人民生活水准很低,便把可以搜括到的人力财力集中起来,数目仍然是相当庞大的,这就造成了中国‘富厚’的假象。”
当英国使团刚刚出发时,乾隆皇帝就已经做好了隆重接待的准备。在清朝上下看来,接待一个首次来到中国的使团,是一个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宣传中国治理的伟大成就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算政治账,而不能只算经济账。乾隆前后连续多次下达详细的谕旨,亲自认真安排这次对外宾的接待工作。
为了更好地接待英国人,皇帝特意任命长芦盐运徵瑞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此次接待工作。为此还特别为他加恩晋爵,赏戴花翎。
英国人刚刚出发不久,皇帝就命令军机处拟定了一套详细的接待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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