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那么这一抹曙光也许会演变成朝晖。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稳定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动摇的。
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
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二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皇帝说,朕广开言路,不是要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
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人,以开矿为由,思谋其利,实属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闹事。给事中明绳官员竟然把这样不合规矩的事上报给朝廷,明显是受了这两个人的请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己,实在卑鄙,必须严加惩处。
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这个错误决策。这一决定,是对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的开倒车。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御极二十多年,除了亲政初期意气风发过一阵外,越到后来,嘉庆就越深陷无奈、愁闷、苦恼之中。他自以为稳妥的“守成之法”,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大清帝国慢慢恢复元气,重现荣光,反而越来越积重难返,不可收拾。在他统治的后期,令他尴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泪的事,不止一件。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黄昏,皇帝正由避暑山庄返回北京,抵达北京城外的白涧时,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于昨天上午攻进了紫禁城。他们与一些信教的太监里应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寝宫储秀宫附近。幸好皇子绵宁带领守卫部队全力抵抗,最终全歼起义教徒。
紫禁城之变是大清衰势的一个特殊表征。在它的背后,是大清深层次问题的不断恶化:人口压力没有丝毫减轻,流民越来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横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么静空天主、老佛门、一炷香、红阳教、清茶教、大乘法门等教门,接踵而出,目不暇给。
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二十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懒,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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