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红星的短板在警体课上暴露得一览无余:射击课上举不动沉重的五四式手枪,更别想着能上靶了;散打课上被冯凯一个过肩摔,半天都爬不起来;查缉课经常会晕头转向找不到北;驾驶课总是离合和刹车分不清楚。
冯凯则很享受这种感受,倒不是因为他从二十一世纪带来的各种警体技巧超越了现在这个年代,而是看到顾红星狼狈不堪的样子,心里格外舒坦。他不知道有多少次想掏出手机来给顾红星狼狈的模样拍个照,才想起自己不是在现代,而是在1976年。可是当顾红星可怜兮兮地向他求助的时候,他又总是习惯性地心软,给予他指导和帮助。
比如驾驶课上,教官的规定是谁能完成既定目标,就能获得课后练习的机会,毕竟学校只有两辆破吉普供他们练习。冯凯在现代是b类驾照,而且接受过特种驾驶的培训,这种课简直是再简单不过了。为了让顾红星课后有练习、过瘾的机会,他总是最好地完成教官的目标,然后把练习的机会让给顾红星,而自己去摆弄训练场上的“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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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顾红星的心目中,冯凯简直就是干公安的完美天才——除了有个让他难以理解的怪癖:对所有人都垂涎的汽车不感兴趣,而对“挎子”情有独钟。
两个人虽然个性迥异,但对他们的理论课的态度倒是出奇地一致,就是“好奇”。
这个时候的理论课,和陶亮那时候的理论课不太一样,上课讲的基本都是破案的干货。从什么是侦查、如何侦查,到侦查的具体落实措施以及实际的成功案例,这个课上得可真是够带劲的。
到了2021年,侦查工作的侧重点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技术破案,侦查的“三板斧”是手机、监控和dna。而回到1976年,上述的新技术是一项也没有的,技术破案几乎是零。这个时代,侦查的“三板斧”是摸排、蹲守和审讯这些老办法。虽然没有那么多技术支撑,但为了破案,侦查的方式方法必须更加灵活多变。而且在这个法制不够健全的时代,口供为王,办案程序要求较低,证据意识也要差很多。
不过,这对于就喜欢耍小聪明的冯凯来说,那可真是如鱼得水了。冯凯一直觉得,那种对证据过于苛刻的要求、对办案程序一丝不苟的做法,简直就是矫情。虽然有人说,如果程序不合法、证据不扎实,即便拿下口供,也很有可能会办成错案。而冯凯则不这么认为,他觉得那些因为刑讯逼供,最后得出虚假口供而办错案的,一定是侦查员有问题。其实是不是这个人作的案,侦查员经过几番交锋,自然心里也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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