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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卫希颜来讲,朝内朝外对她的弹劾非议并不损她什么。她的兵家名声早就传扬在外,兵家嘛,不好战怎么行,军中怎么保持旺盛的血气?所以卫希颜对于表现出好战、扩张是很乐意的。军人不是执政者,只是执行者,表现得再好战,只要执政的政事堂保持着“中庸”就行了。卫希颜对名可秀这环环紧扣的谋划也很佩服,包括稷下论学的王霸之辩都是被她谋算在内的——最终的收效非常好。在王霸之辩后再论中庸之道,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吗?卫希颜唯有两个字评论:中的。
名可秀此时讲“辨”,着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道来举例,就是讲儒学对包容的学术要有分辨地吸收,不符合儒家精神的“道”就不可吸纳为儒家思想。
学子们还在深思。
这回学者们率先鼓起掌来。
这样的宽而辨,他们认同!
名可秀讲中庸精神的第四句是:因时制宜。
《中庸》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这是讲生在如今的时代,却要拼命想走回古代的道路,这就是“反古之道”。违背了潮流前进的道理,硬要逆流而行,怎么行呢?小则灾及其身,放大,就是灾及其国了。
《中庸》又道:“人道敏政,地道敏树。”
这是讲国家为政的好坏,人们会像对天气一样的敏感。而土质好不好,看看种下的树就知道了,如果树长得不好,就说明这个土质不好,或者不适合这棵树,要么肥土,要么移树。
这就是讲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道理。
《左传》里说郑国子产的治政:孔子赞其曰,宽猛相济,善哉。
这就是讲,如果国家施政太宽和,因为宽,百姓就会渐渐怠慢起来,于是朝廷就要以严厉的措施去纠正。但是,如果严厉的治政让百姓普遍受到了伤害,那就要施政放宽。
这就是讲国家的为政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变化调整。
论语里讲“权”,孔子道“可与立,未可与权”,这是说可以共道的人,未必能够通达权变——“权”即变的意思。
但名可秀没有用“权”,而是用了“因时制宜”,表示不仅要变,还必须是合适的、中用的变。
自靖康以后,南北两个朝廷都实施了变革。为什么呢?因为靖康之祸暴。露出了大宋的弊政,这些弊政才是致使国家差点灭亡的根源,女真入侵只是外因。所以必须要变,不变就不能强军,不变就不能强政,不变就不能使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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