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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使儒学的微言大义变得浅显易懂——这样才能真正普及。
这是名可秀注解《论语》和《大学》就在做的事,而《中庸正义》更进一步,树起了儒学的“纲”,有了这个“纲”就将整个儒学都变得简单起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儒学只有变得浅显易懂,才不会成为“高阁学问”,传到后世子孙就会半知半懂,或懵懵懂懂,至最后不懂就束之高阁了,更糟糕的一种结果是,因为没有真正学明白而谬解或阉割儒学,那就成了误国之学了,害人害世。
所以范仲淹不愧是有极远大目光的儒宗,一早就提出化儒学为简,而他没做到的事,名可秀做到了,单论这个治学的功绩,就已在范仲淹的“立言”之上。
名可秀还做到了第三件事。
是什么呢?
两个字:条理。
这是可以与“化繁为简”相提并论的两个字。
北宋的儒家们,从范仲淹起,至胡瑗等宋初三先生,再至庆历五先生,又至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新旧两党的儒学大家,都各自修注儒学,但他们都并没有将儒学有条理的归类,或分出层次,学儒经的人仍然看不到儒学的整体脉络,研读儒经如同瞎子摸象,没有清晰的整体,又如同大海里的游水,茫茫一片。
自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这五位先生起,开始注重将儒学条理化,目的是为了让儒学易懂,但他们没有成功,比如周敦颐和邵雍这两位易学大宗,都将儒学太极化,以“太极”为儒学的“纲”来解释儒学,首先这个“纲”就抓错了,不仅没将儒家思想串连起来,而且还往更玄妙的方向狂奔而去了,太极本就是极高深的“道”,越解释越玄乎,让人怎么学呢?
名可秀三万字的《中庸正义》做到了这件事,以中庸为纲,将儒学条理化、层次化,其上为宇宙观,其下为世界观,完整而又清晰,而方法论具体,儒家目标分阶段——这样才能普及做到,否则浅显易懂了、知道了却做不到,那就是只有认知而无法践履的学问。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成就。
儒学修到这一步,名可秀可以说已经超越了孟子之后的历代大儒。即使还有儒者心理接受不了一个女子在儒学上有如此成就,但是不得不承认,名可秀的“立言”已经超越了北宋儒宗范仲淹的“明体达用之学”(认明儒家之经旨而经世济民之学)。
范仲淹的“明体达用之学”一革汉儒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开启了宋学的重义理、重创新、重学问的经世应用,故被称为开启宋学之儒宗。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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