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最卖力气,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就让我们亲眼目睹他在被捕改造后所写对自己罪行的供状,直面那段黑暗的过去。
接受命令
1948年,我在重庆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这一年,是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的第二年。国民党内部乱成一团,互相争吵埋怨。川滇黔康四省是蒋介石盘踞8年的巢穴,这时也到处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抗丁抗粮,反捐反税……国民党统治者如坐针毡,极度不安,为了稳定后方,加紧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策划了一连串的阴谋。而我在这些罪恶活动中,秉承他们的意旨,充当了屠杀人民的急先锋。
当时坐镇西南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1927年,他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是在南昌、安庆扼杀革命,解散工人纠察队武装,捕杀工会领袖的刽子手。江西所谓五次“围剿”,他无役不从;红军长征后,被任为兰州绥靖主任,继续围困红军。1947年,蒋介石又派他来此接任张群,维持大后方的统治。
1948年3月的一天,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打电话叫我去,一进门就训。他先把一封信交给我看,内有一份《挺进报》和给他的一封警告信,然后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得了,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说着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那天正值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务的重要头目都参加了。出席会议的有重庆警备司令萧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长赵冠光、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和我。朱绍良在会上大发脾气,责令军警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就平安无事了。当时,大家面面相觑,无计可施。我暗暗着急,又暗中冷笑,以为这个“祸事”,大家都落一点嘛,不光把责任放在我个人身上。这是我的血手插进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开始。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2)
限期破案是一个沉重的压力,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我感到有些恐慌,焦躁不安。特务机关的情报虽然多如牛毛,但并无确实可靠的资料,对限期破案,不知从何下手,可是就这样败下阵来,我是不甘心的。《挺进报》秘密发行已经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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