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后经人一再说情,关了几个月予以释放。
第三次扑空是并未抓住中共地下党组织,却破坏了民革的一个组织。原来特务报告,中共地下党在重庆市保安路进行活动,以四川土产公司为其机关,主要负责人有杜文博、李挽澜、蔡梦慰等人。经派吕世琨、漆玉麟前往逮捕,在重庆抓到蔡梦慰,在广安抓到杜文博,搜查了四川土产公司。经了解,他们是杨杰将军领导的民革组织,杜文博是杨杰的秘书,与其兄弟杜重石在四川进行组织活动。杜重石驻香港,杜文博驻重庆,并派李挽澜赴云南和西康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联络。我为了进一步了解扬杰将军的情况和他在四川的活动,将杜文博交给了雷天元。云南九九事件中,李挽澜等4人在昆明被捕。原拟将他带至重庆归案,因重庆解放未果。蔡梦慰始终坚贞不屈,几次劝降,他未接受,于1949年“11·27”大屠杀时被杀害于渣滓洞。
打入内部
破坏《挺进报》的线索,最后是由渝站渝组组长李克昌在文城出版社布置的一个内线发现的。
李克昌是一个伪装进步的所谓“红旗特务”,是吕世琨的得力干将,狡猾而又很能吃苦,能深入下层活动(军统特务到党政机关进行内幕活动,叫深入上层;混入工农群众中活动,叫深入下层)。李克昌在重庆各工厂以“红旗特务”的姿态迷惑工人,发展军统特务。破坏《挺进报》以来,李克昌的内线布置更为活跃。
1948年3月的一天晚上,吕世琨偕同李克昌和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特务向我汇报情况,说已在文城出版社发现了《挺进报》的发行据点。原来这个青年特务伪称自己是失业青年,与该社的店员陈柏林认识了。陈柏林是一个中共党员,愿意介绍他与组织发生联系,他已搬进文城出版社去住了。我就指示他说,这个做法很好,还要深入下去,最好与中共地下党直接发生联系,不要轻举妄动,以免又扑空。
过了几天,吕世琨又来向我汇报,说布置的内线已搭上了组织关系,陈柏林愿意介绍他与上级领导见面,约定于某天上午,在观音岩红球坝某工厂碰头,要求立即行动。我即命令吕世琨率同大批特务,按照约定地点等候逮捕。一会儿,陈柏林偕同内线前来与其上级见面,蹲伏在四处的特务蜂拥而上,将陈柏林及其领导任达哉一同逮捕,另外又逮捕了一个青年工人,解回二处。当时陈柏林只有17岁,斗争经验不足,为伪装的特务所欺骗,因此遭了特务的毒手,使中共地下党受到重大危害。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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