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明亮,东西也少。素色哔叽地毯,墙壁没贴壁纸,只用乳白色油漆粉刷过,墙上挂着一张约翰·保罗二世肖像和一张裱框工会海报,房里看不到花边盘垫或石膏鸭。
我们小时候常在左邻右舍跑进跑出,但我从来没有到过这个房子。我一直希望他们邀我进来,就像你极度渴望一样东西,别人却告诉你你不够资格一样,让你更加心痒难熬。然而,这不是我心目中的场景。我想象的是自己一手搂着萝西,她手戴戒指,身上一件昂贵外套,肚子里怀了孩子,脸上笑容灿烂。
诺拉要我们坐在咖啡桌旁,我发现她想去拿茶和饼干,但又打消念头。我将提箱放在桌上,刻意装模作样戴上手套(戴利先生一家可能宁愿见到警察,也不要见到麦奇家的人),将垃圾袋拆开。“你们之前看过这个箱子吗?”我问。
沉默了一秒。接着,戴利太太轻叹一声,既像喘息又像呻吟,同时去抓提箱。我即时伸手阻止:“我得请您别碰这个箱子。”
戴利先生哑着嗓子:“哪里……”他从齿缝吸一口气说,“你是从哪里拿到的?”
我问:“你们认得这个箱子吗?”
“是我的,”戴利太太紧握着关节说,“蜜月旅行买的。”
“你是在哪里拿到的?”戴利先生说,音量稍微提高,脸庞涨成不健康的红色。
我眉毛一挑,向凯文使了个眼色。整体而言,他说得很好,讲了建筑工人、出生证明和电话。我像讲解救生衣的空姐一样一边出示箱里的东西,一边观察戴利家的反应。
我离开那年,诺拉大约十三四岁,还是个肩膀浑圆、矮矮胖胖的小女孩,头发又鬈又曲,对自己过早发育的身材一点也不满意。不过,结局倒是皆大欢喜。如今她身材和萝西一样让人眼睛发直,虽然不再丰腴,但性感依旧。
在这个少女刻意不吃不喝,永远暴躁易怒的时代,这样的身材已经不复见了。她比萝西矮了三五公分,深棕色头发和灰眼眸,不像萝西那样色彩缤纷,但两人还是颇为神似。仔细看不觉得,乍看就会搞混。不是一眼就看得到的雷同,而是肩膀的角度与脖子的弧线,还有她听人说话的姿态:完全静止,手掌包着另一只手的手肘,眼睛直直盯着凯文。这些都和萝西太像了。很少人能坐着不动听人说话。萝西是第一名。
戴利太太也变了。
我还记得她脾气火爆,时常在门前的台阶抽烟,翘起一边臀部坐上栏杆,用双关语让我们男孩子听得面红耳赤,在她嘶哑的笑声中落荒而逃。或许因为萝西离开,或许因为戴利先生和二十二年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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