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竟然也是假装的。那也不是硝酸甘油片,而是糖片。
她只是始终在等一个人,等头发乌黑的年轻电工,等他沉默时的眼角,等他最美的时光。他俩唯一共同拥有的,只有记忆。但我没有,或者说,我没有她最美的时光的记忆。
我以为她会哭,但没有一滴眼泪。卡佳应该荣封奥斯卡影后,同时拿下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奖,难怪是莫斯科电影学院的。
说实话,我应该对她有所怨恨,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我却怨恨不起来。
但我没有再去看过她。
时间,却像翻书一样快啊,刷刷刷过去了十多年。我早就从邮政系统辞职,自己开了家文化公司。我依然保持每天都写小说的状态,虽然比不过网文大神们,但旺盛的写作欲望从未变过。而在我的书架上,还有当年卡佳送的书。
唯一小小的遗憾是,我还没去过莫斯科,尽管我的书在那里翻译出版过。如果我有机会去莫斯科,我会去一个地址——卡佳的明信片里所写的,每个星期都要投递到那里,收件人的名字叫格奥尔基。
2014年,初秋的一夜,乌鲁木齐的地下通道,听完流浪歌手的吉他弹唱。我忽然,很想给一个人打电话。
但我没打通她家的电话,也许是搬家了,换号了,还是那栋老洋房被拆迁了?
回到上海,我才听说——卡佳死了,在一个礼拜前,享年七十九岁。
我回来晚了,没能送她最后一程,已被火葬场烧了。整理遗物过程中,我发现一个白色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打开只有一根头发,银白色细细的长发——这是她最后的希望,如果我能还能找到1958年以前的她的话。
信封底下压着一张VCD:《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十多年前我从大自鸣钟盗版碟市场为她买的。人去楼空的顶层大屋,我独自陷落在卡佳的沙发中,打开VCD和电视机重新看了一遍。两个多小时后,电影临近尾声,女主角卡佳微笑着眼含泪水,对着昵称为果沙的格奥尔基,反复说了两遍“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我找你找了多久啊。亲爱的,卡佳。
我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二十岁。能在那个年纪,遇见卡佳,是我一生莫大的幸运。
卡佳去世的一周年忌日,我回到思南路上,那栋洋楼的顶层早已换了主人。我把车停在路边,独自在梧桐树下漫步。阿娘面馆早已搬到对面,我常给卡佳买东西的烟纸店变成了房产中介,只有我上过班的邮局没变。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我想带她去国泰电影院,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又快公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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