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注册成功吗？关键在于对校园里管理社团机构的负责老师进行游说。游说又是一件颇为有趣的事情，我们向老师诚实地承认，我们的社团目前面目不清，但是随着它的成长，半年后我们会提出一个更清晰的思路。

游说终于成功了。于是北大“百团”中又多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团体。我们用社团都干了些什么呢？我们撮合了北大负责北京招生的孙东东教授与北京四中学生的交流，作为我们回报社会的活动；我们四处奔走，和那些小有名气的校园歌手、talkshow节目主持人、名记者和探险作家等大学生感兴趣的人去接触、谈判，或低声下气或盛气凌人地希望他们能够驾临我们荒凉的昌平园与学生见面或是开展活动。

坦白说，我们的活动成功的少，失败的多，但我们还是乐此不疲。我们后来发现社团的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有了一个组织，我们代表这个组织去和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平起平坐的交流；社团给了我们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自由自在地实现我们各种各样的奇思怪想。也许从活动的规模、社团的名气、媒体的包装来讲，我们的社团不上规模，但是从我们几个社团的骨干的经历和锻炼来说，我们一直在做一个组织中最有创造性和最value…added的工作。我经常想起中国的VCD行业，也许如果我们加入了那些庞大和久负盛名的社团，我们可能仅仅只能在长长的流水线上装配某一个环节上的零件（比如：贴海报。新生，这是你第一年可能做得最多的事情！），但当我们自己为自己的社团以企业家的精神去做出努力时，不管最后我们是否成功，我们做的都是给VCD设计、制造芯片的工作。还是那句话，要做，就做最有创造性和最能增加附加值的工作。

事实上我们还是做了不少非常漂亮的事情。我们请来了中国的破产法专家曹思源给我们做了一场演讲。时隔多年后，我们在他的新书上看到了当时演讲时人满为患的相片。回到了燕园之后，赶上台湾大地震，我们的社团又第一个在没有任何官方支持与同意的背景下开始了校园募捐，李宁、金铭和许多北大的台籍学生都加入了帮助我们筹款的行列。最有趣的是，姗姗来迟的某个著名的北大慈善社团，在终于等到了学校对筹款活动的明朗态度后才找到我们要求联名开展活动，这让我们对那些半官方社团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有了自己做社团这样的经历，自己出来竞选学生会主席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竞选是一件非常锻炼人的勇气、意志力、判断力和表达能力的事情。说实话，这其实是我参加竞选的一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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