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出书版)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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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深深懂得贫富差距过大是社会动乱的源头，所以他采取了许多照顾最底层民众的措施。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继位为君三月余的弘历，下达了“劝减佃租”的谕旨。他在谕中讲道：“我减免农业税，地主所得到的好处居多，那些无业的贫民，租种别人土地，终岁勤劳，但是却得不到我的恩泽，还是要按原来的比例交纳地租。这无疑不合适。如果这些受朕恩惠的地主，把所受的恩惠让一半给佃户，那就最好了。”

因此，乾隆一朝经常命令各地官员劝谕地主减轻田租，对那些让租者，加以鼓励。他认为，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盛世。“朕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业户沾朕之恩，使佃户又得拜业户之惠，则君民一心，彼此体恤，以人和感召天和，行见风雨以时，屡丰可庆矣。”

除了免税救灾、鼓励垦荒等措施之外，乾隆皇帝在兴修水利工程，推广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鼓励人口流动方面都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每项工作的成果都超越中国历史上其他帝王。

有人说，乾隆年间的人口增长并不是中国出现的个别现象，而是全世界的共同规律。整个18世纪，全世界的人口从6。41亿增长到了9。19亿，增幅高达43％，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得力于红薯、玉米这两种“18世纪的食物革命”。

确实，红薯、玉米是推动乾隆“全盛”的两支有力的助推火箭。乾隆皇帝在这两种作物的推广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北方大力推广红薯种植，并鼓励人们研究红薯种植法。最先到山东、河南推广甘薯种植技术的福建监生陈世元，得到皇帝恩赏的国子监学正之追封。而地方官陆耀因为编写《甘薯录》而被晋升为湖南巡抚。在皇帝的劝谕下，川、楚、陕、皖、桂等省“延山漫谷，皆种玉米”。经乾隆一朝的倡导，红薯、玉米已经成为中国贫苦农民的基本口粮。

当然，我们不能说乾隆全盛主要是这两种植物的功劳。在乾隆60年的统治生涯中，中国的人口增长了一倍，确切地说，增长了108％，比世界水平高出了65个百分点。18世纪初，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为23。4％，到这个世纪末则达到了34。06％。除了食物革命，另一功劳归于水利，由于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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