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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行刺案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包括皇家守护部队军纪在内的官僚体系的政务废弛,已经到了直接威胁皇帝生命的程度。另外一个,失业者的大批出现,说明社会已经无法承受人口的迅速增长。百姓的生计问题,成了威胁大清朝稳定的根本政治问题。
成功平定白莲教的兴奋,因为这两桩意外事件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亲政以来,皇帝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战场上。现在当他终于有时间细心俯瞰一下大清政治的全局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白莲教起义不过是帝国躯体上的一个疮口,大清王朝体内的病症,比外在表现出来的要沉重得多。
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腐败。
只要没有蔓延开来,腐败就并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败现象,在任何时候、任何体制下,都会存在。然而,一旦蔓延开来,成为普遍现象,治理难度就呈几何级数增加。
虽然杀了和砷,虽然在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他撤换,虽然在他为配合镇压白莲教战争发起的惩贪高潮中,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然而,高潮过后,一切如旧。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甚至嘉庆皇帝亲手树起来的廉政模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砷的谏官广兴。此人因为揭发和砷,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扫除贪风,每年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白银,嘉庆帝多次号召全国官员向他学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贪污了四万两之多。
白莲教军报刚刚从他的案头搬走,数不清的贪污案卷又已堆满了他的书桌。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成为权力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嘉庆十年(1805年)前后发生的一些案件,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办事员,顶多是股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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