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句话说得袁世凯身上的血热了起来。多少年来,他从来没有听到如此贴心知己的话。这会他很想将双手伸过去,紧紧地抱住这位幕府僚友,但他已没有这个气力了,而在他提到李致远时。袁世凯却是cha话打断他说道。
“致远,是个人才!”
“是的,致远是人才,可致远能其事,皆因大总统所开之局,当年大总统所做的事。皆非中国传统治国术中所夫的,中国现代之事,皆兴于大总统、源于大总统,大总统之功,岂是致远所能想比。”
这倒不是梁士诒为安慰袁世凯而言,其所言皆为事实,当年《纽约时报》把袁视为“改革家”李鸿章的最佳接替者,“袁当然不是大清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持续下去。”,而袁世凯的地方“新政”,无疑是整个清末新政中一个最典型的范例
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命他提交改革方案,随后袁递上一份13000字的改革建议,分为储才9条、理财9条、练兵12条、交涉4条,主张学习外国、变更旧法,并提出具体的变法策略,比如理财9条,包括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振商务、修铁路、开矿藏、办邮政、造机器、饬厘税等。“储才”中的设立馆院,与维新变法所开办的京师大学堂相类似。
袁世凯虽然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但并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实施。这一切直到十五年前,他一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积极推行地方新政,使直隶地区成为“新政权舆之地,各行省咸派员考察,藉为取法之资”。其推动创立官办、官督商办经济机构和新式经济社团,在他的支持下,天津成为整个华北的金融中心和商贸集散中心,大大促进了华北地区现代生产体系的形成。其又在直隶推行地方宪政运动,以日本官治、自治相结合为蓝本,可以说是他日中国实施宪政之先声。
而后来,在入枢后,袁世凯又想把地方宪政运动升级为中央立宪,更加艰难而充满风险,而这正是导致其以足疾为由开缺回籍的诱因之一,若没有袁世凯十余年如一日推动新政,即便是以李致远之能,其又岂能成今日之就?
“这么多年,事,是办了不了,但是大都费力不讨好,有很多人在骂我。”
话及此,袁世凯非常难得的的神情又显得沮丧起来。看着老幕主先是沮丧,随后却又是面无表情,如一段朽木似的呆痴之态,梁士诒却是为刚才这番直言后悔起来。
“大总统……”
“没什么!”
打起jing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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