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实际的用意是逼李绍泉交出海军。但那些措辞激烈,乃至言语刻薄的人身攻击,难免不会在丁禹廷心中留下负面影响。3月27日,在向旅顺船坞工程总办龚照屿交涉弹药、水雷的信件中,丁禹廷作了这样的表露:“在海军能出海远行之船,合坚窳计之,得有四十艘,看似众多,而海疆万里,海口星罗棋布,战事一起,处处须得遮防,现又停购船械多年,势力勉强,岂能足恃?兹者,似以如此辽阔之海,概以系之轻减数舶之师,不计数力,战守皆属,虽绝有智虑者亦为之搔首也。数战之后,船若有一须修,复力单而无补。存煤及军械数本不丰,再冀筹添,立待断难应手。后顾无据,伊谁知之!事已至此,惟有驱此一旅,搜与痛战,敢曰图功先塞群谤,利钝之机听天默运而已”。既有面对汹汹议论的悲愤,也颇有几分听天由命的无奈。一个国家的前敌海军将领,在大战临头,外敌叩门之际,却遭到了最高权力阶层的猜忌、拆台,乃至无理的诽谤谩骂,而这却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能力问题,只是批评者们想借此更换海军提督,夺取被洋务派控制的海军力量,架空削弱洋务派首领李绍泉的实力。一场本应同仇敌忾的对外反侵略战争,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派系争斗内耗的舞台。
受到李绍泉“斥责”后第二天,3月28日,丁禹廷召集乾国海军各舰管带,以及洋员顾问,在刘公岛海军公所内召开机密军事会议,讨论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为了安排好后路的防御工作,使主力舰队能够解放出来,根据宜邝和李绍泉的指示,丁禹廷下令“龙威”、“平远”两艘岸防铁甲舰进驻天津大沽口,协助陆军防御,巩固渤海湾内的防务,“保京畿无虞”,又派“龙武”、“清远”两艘岸防铁甲舰进驻上海,确保长江口的安全,然后调集“扬威”、“扬武”、“超勇”、“开济”、“镜清”、“寰泰”、“保民”等旧式装甲巡洋舰和“济远”、“抚远”、“致远”、“靖远”、“海容”、“海琛”、“海筹”、“海煦”等大批巡洋舰专门组成护航舰队,为商船队护航,他本人于次日率主力铁甲舰“定远”、“镇远”、“经远”、“来远”、“宁远”及鱼雷巡洋舰“建骥”、“建勋”、“建业”、“建中”、“建鸿”、“建鹄”、鱼雷炮舰“建威”、“建安”、“海鲲”、“海鹏”共15艘军舰以及“福龙”、“福虎”2艘鱼雷艇再次出巡,意在有所斩获,以消弭清流主战派的口实。从意图上看,仍然并不想与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发生交锋,而是想集中己方优势力量,寻机歼除弱势的敌方舰船,以达到逐步削弱日本海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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