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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把功劳和能力放在第一位,而不能够把所谓的道德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们把道德放在第一位就可能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有德无才,道德上倒是无可挑剔,老好人一个,啥也干不了,这种人我拿了有什么用?第二种可能,求全责备,我好容易发现一个人才,大家来提意见说他有一个什么什么毛病,我是用还是不用呢?第三种可能,就是弄虚作假,一个人才为了能够得到晋升的机会只好做政治秀、做道德秀,东汉末年就是这样嘛,东汉末年因为把道德标准放在第一位就有很多人做假,所谓“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识书”嘛,这个是不行的。既然东汉末年有了这样的弊病,曹操在这个非常时期就必须来矫正,而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所以曹操不能说德才兼备,必须说“唯才是举”。
所以曹操三次颁布求贤令,甚至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只要是一个人才,哪怕不仁不孝,你们都尽管推荐给我。所以曹操在处理德才关系的时候他的做法是:德才兼备、唯才是举。
*相对于袁绍用人,曹操用人更注重实际,曹操很明白名声是外在的,德也是相对的,而才对于他的事业发展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曹操没有囿于名与实、德与才的无谓的界定与讨论,他径直把用人的指挥棒举向了“唯才是举”。可是人都是有缺点的,当面对一些有小贪毛病和立场不坚定的人才时,曹操又是如何做的呢?
曹操的用人政策三:重用清官不避小贪
那么由此又有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廉与贪”的关系。曹操的做法是什么呢?重用清官、不避小贪。曹操虽然提出“唯才是举”的这样一个主张,但并非不要道德,曹操其实也是一个重视道德的人,他也希望德才兼备。比方说有两个人,一个崔琰,一个毛玠,这两个人就是德才兼备,崔琰和毛玠道德品质之高尚是连曹操本人都非常敬重甚至敬畏的,曹操对毛玠是敬重,对崔琰是敬畏,每次见到崔琰曹操都要肃然起敬啊,那么曹操委托他们去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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