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4部分

>，威胁京畿，逼迫清军回救根本，从而达到解救东捻军的目的。

西捻军经山西、河南进入直隶，于1868年2月抵达保定一带。朝廷大震急忙调兵遣将防卫京畿。时东捻军已经败亡，清军便得以集结直、东（直隶、山东）战场与西捻军展开战略决战。

朝廷特派恭亲王奕出面节制，调集钦差大臣李鸿章、左宗棠、都兴阿、直隶总督官文、山东巡抚丁宝桢、安徽巡抚英翰、河南巡抚李鹤年所部和京营、天津洋枪队等十余万众。

当时驻在山东济宁的李鸿章，遇到两个棘手问题，一是淮军将领纷纷求退，“聚讼不休”，使李鸿章徒呼“奈何”而无法遵旨北援，因此受到朝廷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世职的处分。

二是与左宗棠积不相能，此次受罚不啻火上浇油。李鸿章愤愤不已，声称“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若使办贼者获罪，何以激劝将士？侍心如古井，恨不投劾归去，断不以目前荣辱介怀。”

然而，他迫于所谓“大义”，从维护朝廷统治的大局出发，不惜“吃苦受气”，“再与左公议和，但勿相犯，决不失敬。”而淮军“诸将虽野，尚知尊亲”，在严旨催迫和主帅劝勉下，除部分将领“浩然回里”外，余“皆投袂而起”。

2月13日李鸿章自济宁启程，督师北援。

李鸿章有了攻灭东捻军的成功经验，在直东战场基本上是“抄袭旧稿”，使用“圈制”故伎。但是在直东战场实施“就地圈制”战略，却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第一西捻军鉴于东捻军的覆辙，有了较高的警惕性，“一闻围扎”，立即“死力冲突”，“飚疾如风，一瞬即失”，李鸿章“初意拟蹙之怀、卫之间，继欲扼之卫、黄之交，皆未及谋定而贼已窜逸”，使得李鸿章无法从容布置。

第二，所谓“就地圈制”重在利用地利，但“黄河以北，平坦千里，网罗难使”，虽说“就运河一线设防，蹙之海东一隅，较得地势”，然而战线漫长，加之河道水位低，“不能以水为险”，“设防全恃兵力”，但就当时直东战场的清军兵力而言，“有守无战”，难以攻灭西捻军。

面对这种局势，李鸿章认为“即严督诸军日以追剿为事，能胜贼而未足以灭贼，且久有覆军疲师之忧”，与其这样，还不如暂且以守待变。但左宗棠却不以为然，他力主“追剿”。

因为种种缘故，李鸿章与左宗棠的关系变得十分恶劣，两人之间理念相差巨大，往往对事务的看法南辕北辙，两人又都是性格强毅大有主见之辈，而且身居高位每每所言所行影响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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