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2部分

>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别咨请其参加筹议。

此次争论，海塞防三种观点，以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个实权派之争最为引人注目，两方派系各逞手段在朝堂展开激烈争论。

海防与塞防之争“复奏”期矛盾焦点在于防俄还是防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直隶总督李鸿章、原江苏巡抚丁日昌、浙江巡抚杨昌睿、两江总督李宗羲等共同认定日本“阴柔而有远志”，甚于沙俄，沙俄“志在蚕食，不在鲸吞”，日本却是“志在鲸吞，不在蚕食”。

而醇亲王奕环、盛京将军都兴阿、漕运总督署山东巡抚文彬等认为“各国之患，四股之病，患远而轻，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沙俄是最大敌手，当务之急是“严备俄夷”。

海防与塞防之争焦点在于传统与现实交锋。传统派和洋务派，争论如何救国，是固守封建礼教典章制度，还是学习西方现代文明。以大理寺少卿王家壁、通政使于凌辰为代表的传统派，寄希望“天朝上国”文物制度抗衡西方工业文明，以“天朝礼治文化”应对西方强权政治，指责李鸿章“以夷变夏”是卖国。

而以李鸿章、沈葆桢为代表的洋务派直面惨淡，主张“舍变法用人”。传统与现实之争，是海防与塞防争论的深化，是对政权顶层设计的新思维和新主张。

海防与塞防之争，反映清廷已成“亲贤夹相辅助，主国三公，事权无不下移”的行政体制，军国军政大事，集思广益，广泛咨询，由疆臣复奏，海防之议参与者涉及淮系、楚系、南方三督系，守旧派、清流派等不同利益集团。

左宗棠感叹：“臣曾督海疆，重参枢密，窃见内外政事，每因事权不一，办理辄行棘手。盖内臣之权，重在承旨会议，事无大小，多借疆臣所请，以为设施。外臣之权，各有疆界，虽南北洋大臣于隔省事，究难越俎。”

反映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微妙，集权衰落，权力下移，决策迟缓，处处受制，诸强时常“空言搪塞”，大员不能“内外一心”，谋私利轻国利之风甚重，清廷只能折中“海塞并重”。

晚清边疆危机是海权和陆权地缘政治争夺结果，从阿基里德到亚里士多德都从海军强弱中看到国家兴衰。原本历史上的1890年，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提出了系统的“海权论”，指出海权即是利用和控制海洋视为世界历史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海上军事力量和和平商贸航行，前者是海权基础，后者是海权目的，二者相辅相成。海权是国家获得世界霸权的基本途径，是国家竞争、敌对和战争暴力的记录，控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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