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全部告诉了她,她听过之后一阵沉默,告诉我她爱我。我说我不要什么海枯石烂,也不考虑什么来世,我只要50年就可以了。于是我们约定在今后50年里彼此相爱、不离弃。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一成不变,好像身边的一切都在改变:爷爷的去世、父母的衰老、朋友的背叛、我们的分离,但是我们还是怀揣着那种相信会在一起的信念,活在人间,活在这个上帝已死更没有天使的世界。
舅舅打来电话简单询问了一下面试的情况,并一再惋惜当时我们应该找找人走走关系。我说对这些无所谓的,也不必放在心上。
他接着告诉我,已经为我安排了老家一所大学和市委党校两个可以去工作的地方,并让我进行选择。但我告诉他,我对任何一个都不感兴趣:我的一个老乡对那所大学有很深的认识,他自己去应聘的时候,大学法学院院长直接明示他送2万元现金。试想一下我怎么能在这样一个法学院领导下进行法学工作?而对市委党校,我几乎懒得说,因为上次面试就是在那里进行的。
最后,舅舅也没有再勉强我。毕竟距离毕业还有一段时间,只好叮嘱我做好毕业论文这项工作。
其实在第二天,我就和福建仔第二次来到了导师家。导师的身体还是那么虚弱,但是仍坚持批改了论文。福建仔写的好像是“共同过失犯罪”,导师说他的文章理论深度还可以,但是个人观点过少。对于我的论文,导师说我进步很大,文章有明显质的变化,虽然篇幅不长,但是论证可以,结构严谨,而且很有新意。最后说如果再规范、严谨一些,答辩时候圆满一些或许能评上优秀。
当然,我知道这只是或许,而且永远也成不了真。
罪恶之城
我们一起回去的时候,福建仔很是郁闷,本来天下文章就是抄来抄去的,自己才疏学浅怎么能有创新之处,就是让导师来写,估计也是泛泛而谈。我笑而不答,听着他的满腹牢骚。
最后在丰田豆业吃河粉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觉得他的说法很正确,估计没几个学者是真正做学问的。谈到这一点上,福建仔告诉了我一个传闻:班上某人一直在帮某个导师的孩子辅导功课,好像导师打算收他做自己的博士生呢。
有些难以置信,我问到:“哪有那么夸张的事情?”
而他较真的说:“现在就是这样,你不知道的,有的政法学校对博士生录取还明码标价呢——20万,20万呀!”
我白了他一眼:“有20万的人还在乎博士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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