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东西呀。我从八点起就在你门外等着。你迟到了!”
“哦?”他坐了下来,对我的直截了当很诧异,“对不起。轮胎瘪了,是住我楼下的那个小坏蛋干的。他……”他清了清喉咙,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拉下了脸。“别管我——你是谁?为什么等在这儿?”
“我叫达伦·霍斯顿。我是——”
“——新来的孩子!”他叫道,“抱歉——把你要来的这事完全给忘了。”他站起来,抓过我的手,用力上下甩了起来。“这周末我不在——去参加定向赛跑了——昨天晚上才回来。星期五那天,我记了个便条贴在冰箱上,但我今天早上肯定没看到它。”
“没关系,”我说,把我的手从他汗津津的手中抽了出来,“你来了就好。晚点儿总比没来强。”
他奇怪地打量着我。“你在你原来的校长面前也这么说话吗?”他问。
我想起来了,面对原来学校的女校长时,我总是打哆嗦。“不。”我轻轻笑了一下。
“好,你也不许这么和我说话。我不是暴君,但我也不允许顶嘴。和我说话时要放尊重些,说完后要加上‘先生’。明白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明白了,”我停了一下,“先生。”
“这还差不多。”他嘀咕着,然后请我坐下。他打开抽屉,找到一份材料,默默地看着。“成绩不错。”过了几分钟他,把材料搁在一边,说道,“如果在这儿你的成绩也能这么好,我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会尽力而为,先生。”
“我们就问这些。”奇弗斯先生端详起我的脸来,对我的疤痕和烧伤颇感兴趣。“你有一段很坎坷的经历,对吧?”他说,“被困在失火的楼里一定很可怕。”
“是的,先生。”在布劳斯先生给我看过的那份报告里——根据我“父亲”提供的材料,十二岁时由于家中失火,我被严重烧伤。
“无论如何,结局好,一切就好!你能活到现在,对一切都该知足了,别的东西对你而言都是额外的恩赐。”他站起来,把材料收了起来,检查了一下西服——捡去粘在领带和衬衣上的鸡蛋黄和面包渣——然后走向门口,让我跟着他。
奇弗斯先生领着我在学校里快速转了一圈,指给我看计算机房、礼堂、体育馆和主要的教室。学校过去是个音乐学院,这就是校名的由来(马勒是位著名作曲家),但二十年前关闭了,重新开放后成了现在这所普通学校。
“我们仍十分强调音乐特长。”走出一间摆着好几架钢琴的房间时,奇弗斯先生对我说,“你会乐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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