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部分

这样做是有两个目的的，一是保持我党的情报力量，不受“四人帮”的破坏和冲击，这点也是全党上下公认的；第二点就很少有人清楚了，那就是周总理担心调查部的情报干部在运动中被利用，所以趁早先让他们去劳动改造，远离是非中心。要知道，中共中央调查部集中了从二三十年代的特科情报干部等中国情报界所有的精英，他们一旦卷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如果头脑一发热，又或者在斗争中经受不住考验而泄露机密的话，那后果就相当严重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清楚，从特科开始，中国的情报界一直在周总理手里，这个情报界不但在对付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日本和美国的斗争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而且他们对于共产党内部斗争也了如指掌，如果造反派利用他们揭发老干部以前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再上纲上线，那么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就远远不是人们今天所见的了。总的来说，虽然调查部也出了如康生这样的败类，但却完全没有出现苏联当初利用“契卡”情报组织整人、杀人的局面。当然，周总理这样做，还有一个更大的担心，那就是害怕这些情报干部在运动中受不了冲击，泄露了国家机密。从特科设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情报界用“派遣”和“拉出”这两种手段发展的特务几乎散布在世界各地，其总数绝对不少于数百甚至上千。这些人为新中国打破国际孤立，发展科学技术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些“无名英雄”的名字无疑都装在调查部那些情报干部的脑袋里，任何的泄露都不只是人头落地的问题，而会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

当时的周局长周玉书还很年青，大家都叫他白面书生，但他已经是调查部的情报骨干了。由于他出身根正苗红，又年富力强，当时就没有被送到“五七”干校，一些老情报干部也希望部里有他这样的人坐守。

1968年初，北京的造反派在西城区揪斗一位年青妇女，这名妇女是一个三岁儿子的母亲。造反派发现这位年青母亲的历史不清不楚，本来是拉出来陪斗的，可是在斗争中由于群众很激动，结果你一言我一语的揭发材料越来越多，不久造反派就发现这名少妇的丈夫在孩子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就突然失踪了，后来又有人说，不久前少妇收到转自香港的台湾来信。这下子造反派们才发现，原来少妇的丈夫三年前和几个同伴一起偷渡台湾，“投奔自由”了。这下子造反派们象寻得了宝藏，母子俩人的苦难也由此开始。三天两头的批斗把俊俏的少妇折磨得几乎不似人形，要不是看着只有三岁的儿子，少妇早就自杀了。在批斗中，少妇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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