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愣,挥了挥手。我不打算再留下来,虽然也有我的办公室,还是以前使用的,只是职称变了。里头的东西也换了一回,越来越简单。我打算回去睡一觉,一大早的飞机回来,在飞机上也睡不着。这次回来我没有行李,反正只回来一天。我离开公司,坐上计程车,闭着眼休息。
我还住在何原介绍给我的公寓。住的窄一些,拥挤一点的,似乎也没有不好,心里的空洞也彷彿能够越来越小,越来越少。我和梁曼纬,我们之间到底谁欠谁多一些,根本釐不清楚。我的不信任,他的不表态,谁又比谁更活该?
这两年,我们的关係说起来简直冷淡,又好像可以随时很亲密。分开的话,梁曼纬就说了一次。也许他看我那样子觉得我太惨了。
换气过度。怎样都说不出话来,吐出的都是咻咻的锐利的呼吸声,空气又好像到达不了肺部。我从没有过这样的状况,他开我的车送我去了医院,和我在急诊室待了一夜。整个晚上我没有力气说话,他大概不想说话。白天可以离开急诊,他又送我回去。他离开前,我抱住了他。
梁曼纬没有避开,一动也不动。等我放开,他告诉我,他再过两天就回伦敦了。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他又说:「好好的吧。」
那天梁曼纬便离开了。后来能够见面的话,也会见面。到底梁曼纬又怎么想,我不敢知道。我们之间,模模糊糊的,又似乎还是以前那样。我不可能分手,这两个字,就算我再不高兴,绝对不说。我晓得,一旦说了出来,他是一定不会回头。
其实近两年我和梁曼纬见面的次数不多,他的事业重心移回了国外,有时在伦敦,有时在纽约,他很少回国,而我很少能够放下事情出去,越知道责任,生活也就不能随心所欲。
计程车停在社区前,我付钱下车,手机响了。我一看,陌生的号码。我接了起来。
想不到打来的是邵明伟的助理,他说,我的母亲住院了,几天前做完了手术。他告诉我:「董事长说您可以去看看老夫人。」
母亲年纪大,不可避免有些病痛,我倒不觉得心里怎么衝击。两年来我没有回家,父母也不曾打过电话来询问。当然邵明伟总会给他们一个理由,他们也总是不会质疑他的话。我想了一下,开车去了医院。
我直接上了病房,母亲住在特别病房,从电梯出来,马上有人来关切。我表明了身份,对方请我到一间会客室稍坐,等候他们确认。一会儿,一个女士来了,看起来像是公关,非常客气的,带我前往母亲的病房。这位女士轻敲了一下门,便有人来开门,一个中年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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