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最值得留恋的美好时光了。
1966年,父母亲双双调回江陵。好景不长,“文革”接踵而至,父亲有“前科”首先被打倒,母亲沾了父亲的光,也被打倒,游街、戴高帽子、抄家,凡“走资派”应得的待遇全都品尝了。
1968年,父母亲喜获自由下乡到江西省丰城县荣塘公社makou大队,两个jiejie留在江陵,晓华随父母,一家5日人活生生拆散。
1970年,父母亲被安排到县城做临时工作。
1972年,父母亲调回江陵,2年后,晓华下放婪源县,刚刚团聚的5口之家,又一次各奔东西。
直到“文革”结束,父母亲才最终得以平反。
20余年,正是他们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就这样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可以想象,父母亲作为被打入“另册”的下等人,受人歧视,遭人白眼,有能力不能工作,他们的精神创伤该有多重。
飞禽走兽尚且把幼子揽在膝间,护在羽翼之下,而二位双亲作为父母,眼看着未成人的儿女不能守在自己身边,无力阿护,他们的心情该是何等的悲凉;父母亲人到中年,硬要他们放弃已经熟悉的工作,去从头学那简单却又陌生的农活,他们该何等地作难。
母亲身体一直不好,近一二年更是日渐消瘦,让他放心不下。而妻子悲惨离世以后,女儿大龙便甩给他爷爷奶奶,实在是出于无奈,又让他心生愧疚。
父母都已垂垂老矣,需要作儿女的照顾,他却因为忙,不能照顾老人,隔三过五能让老人看一眼也是对老人的一个安慰呀,可是他能否活着回去呢?
吴延林在后方并不轻松。如果北京是战役指挥部,江陵则是前线指挥所,而吴延林就是前指的最高指挥官。我们打个比方,一个负责任的父母,面对患有疾病的子女,他们的感觉远比子女本人还要痛苦,他们更愿意把子女的病痛转嫁给自己,因为那样他们对病的程度可以心中有数,而病在子女身上,让他们心里没底,令他们难以释怀。
道理其实是相通的,前方邱晓华出生人死,后方吴延林那颗心悬得更高,他同邱晓华一样饱受煎熬。
吴延林把自己的活动限定在极小的空间之内:办公室-厕所-宿舍,三点成一线。
白天,不离办公室半步,就是去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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