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西是个双手很灵巧的人,他将两个盒子组合成了一个,为著盒底多了一个上
发条的把柄,波兰盒子不能平摆在桌上,于是锯了三块小木头,将盒底垫高。
才粘了两块小木头,荷西就突然去了,我是说,他死了。
那第三块小木头,是我在去年才给它粘上去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盒子,也经历
了好多年的沧桑,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去听盒里的音乐。它总是在唱,唱∶“往
事如烟”。
有一年,因为身体不好已经拖了快十一个月了,西班牙医生看了好多个,总也
找不出毛病,也止不住我的“情绪性大出血”。那一阵,只要又出血了,脸上就有
些不自在,斜斜的躺在床上,听见丈夫在厨房里煮菜的声音,我就恨自己恨得去打
墙。可是丈夫不许我起床,就连要去客厅看电视,都是由他抱出去放在沙发上的,
一步也不给走。
为了怕再拖累他,我决定飞回台湾进入“荣民总医院”来检查。那一年,丈夫
正好失业在家,婚后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么远,而手边的积蓄只够买一个人的来
回机票。为著丈夫不能一起来台湾━━只为了经济上的理由,上机前的那几天,丈
夫的眼角没有干过。
在荣总住院的时候,我的《撒哈拉的故事》正好再版,感谢这笔版税,使我结
清了医院十二天的帐单有余。我的性子硬,不肯求援于父母的。
医院说我一切健康,妇人出血原因很多,可是那次彻查并没有找到根源。等到
我出院的时候,还是在出血,也就没有办法了。
那时候一位好心的亲戚问我吃不吃中药,我心里挂念著孤单单又在失业的丈夫
,哭著要赶回去,也没心慢慢吃什么中药了。
父母还是将我送去了朱士宗医师的诊所,我也不管什么出血不出血,就向朱伯
伯讲∶我没有时间沆药,我要赶回西班牙去。
朱伯伯说∶“中药现在可以做成丸药了,你带了回去服,不必要留在台湾的。
”
我拿了药丸后的第三天,就订了机票,那时候丈夫的来信已经一大叠了,才一
个多月。
快信告诉他,要回去了,会有好大一包中药丸带著一同去,请丈夫安心。
等我回到那个荒凉的海边小屋去时,丈夫预备好了的就是照片中的那只大瓶子
,说是洗了煮了好多遍,等著装小丸子呢。
那个青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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